特有的文化是一个人类文明存在和延续的标志，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与自身的文化分不开的。文化的不同，展现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则不同，这在各种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与之特有的文化分不开。而谈到中华文化，又离不开儒、释、道三学，此三学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绘制了中华民族的底色。

那么儒、释、道三学有着怎样的核心思想，三者又有何异同？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不是谁可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本文就借着一则禅门公案的解读，以此为引子，来探寻三学的异同。

问：“儒、释、道三教同异如何？”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异也。”

——《五灯会元》第三卷 大珠慧海禅师

有人问：“儒家、佛家、道家的基本教理是一样的，还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大珠慧海：“大智大慧的人知道三学在形式上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服务于人，从这个层面来看，三学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对于看到什么就执着什么的庸人而言，就只能看到三学外在的不同表现，会认为三学都不一样，各有不同。”

“其实，儒释道三学都是起源于人人皆有的佛性，以服务于人为根本，因为达成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式、途径不同才化生为三学而已。”

“因为各人的资质不同，经历不同，领悟不同，所以才认为三学各异。说三学有什么不同，在于人而不在于三学本身。”

儒、释、道共同存在几千年，已经是刻入中华民族基因中的一部分，但关于儒、释、道三学孰优孰劣的争论不绝耳边。

有人说儒家的伦理道德能规范人的行为，能带来社会和谐，但就是过于死板教条，如果订立的规范落后于时代，不但起不到规范作用，相反会成为桎梏、枷锁，甚至成为少数人的工具。

有人说道家的无为而治让人不妄作、不乱为，能带来自然和谐，但就是过于理想散漫，如果就这样“放飞自我”，人类怕要回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旧时代。

有人说佛家的清净自然让人不争、不执，能带来心态平和，但就是过于出世脱俗，如果就这样无欲无求，太缺少人间气息了吧！绝对的“清净”也就意味着“死寂”。

所以，有人总结为：儒家教人“拿得起”，道家教人“放得下”，佛家教人“想得通”。儒学是人与社会的学问，道学是人与自然的学问，佛学则是人与自心的学问。

这些看法不能说不对，但都是从外在形式上看待三学，才让它们有了如此的不同。因为有了见解的不同，就有了争论，而有了争论人们就容易忽略三学的真正作用。

推崇儒家的只看到儒家的“好”和佛道的“坏”，推崇道家的只看到道家的“优”和儒佛的“劣”，而推崇佛家的则只看到佛家的“雅”与儒道的“俗”。

正如大珠慧海禅师所说，三学本无二致，都是人的不同领悟才让它们分明有别。为什么大珠慧海说儒释道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要从它们的作用说起。

儒家最初的核心思想就是建立在“仁”、“礼”之上的伦理道德，以此作为社会实践的规则。此时孔子提出“正名”，即：作为人如何才能做出符合自己身份的应有贡献。

“正名”从此成为儒家思想的最终目的。儒家提倡的一切行为、规范都是为了实现某一价值，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不纯粹，而最终以实现价值为目标。

虽然儒家思想在宋、明时期才最终完善为一个哲学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系，但无论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为了如何“正名”而延伸出来的分支。

比如程朱理学以“性即理”，不再以简单的伦理道德作为实践依据，更以外在规律的理性作为行为处事的原则，这无疑给儒家增添了“理性”的色彩。

陆王心学以“心即理”，在遵守伦理道德的同时，辅以“良知”来作为行为处事的原则，因为良知的介入，无疑拓展了伦理道德的范畴，更人性化、有更广阔的适应性。

但无论是对外在“理”的探讨，还是内在“良知”的追寻，都是为了更好的“为人”，进而更好的作出符合自己身份的社会贡献。

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但都不曾改变儒家实现自我价值的最终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就是实现不同人生价值的写照，都是在践行孔子所说的“正名”。

如果人人都能“正名”，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公民，那么这个社会就是“理想国度”了。儒家表面上是人才的养成，而最终想要的是实现人生价值。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内圣外王。

但是，“内圣外王”并不是前后割裂的两件事，不存在“圣而无用”，“功而无德”的情况。如果把本体的养成和外显作用分割来看，即：先有本体的养成，再有建功立业的发挥，这就容易沦为“空谈”，造就伪 专家、假 圣人。

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已经在圣人的经典中说得明明白白，今人需要做的不是学“如何是”，而是自己该“如何做”。内圣外王，是在实践中共同达到的，而不是存在于言语中，书本上。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把读经典、学圣人当成了目的，而忘记了“正名”、实现自身社会价值才是最终目的。

不是为了学而学，而是为了用。所以，老子倡导“绝圣弃智”，打破那些人为的桎梏，以“无为”来弥补儒家实践能力的不足。

道家思想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部分，即：老子的“无为”，庄子的“自由”。

“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不以自己的喜好、认知而为，而是与当下一切和谐为前提，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该不该做”不是以自心认为而定，而是符合当下实际情况。

什么才是当下实际？只有此时此处，再无其他。所以，“道”不是规律、原理、道理、本质等等人的认知，不是任何过往的经验。

既然不是任何过去的经验与感受，那么“道”是不可认知、不可言说的，它就在当下展现，本质就在现象之中。任何描述、提炼，则已经不是了。

因为只有这样能依“道”而“无为”，如果依据前人的经验、过去的感受来行事，都是有“执着”的，都是有为。

在《道德经》中，老子还给出了自己的：为政之道、为学之道、人为之道、成事之道、用兵之道等等，这些都不再是“道”，而是“术”，即：老子的认知与见解。

从这个层面上讲，老子的这些为人处事的方法，可以作为儒家“内圣外王”的补充。毕竟儒家的思想更倾向于“管理”，老子的“术”更倾向于“技术”。

管理与技术并重，才能更大限度的发挥人才的作用，实现社会价值。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实际上就是“外儒内法”的，儒家的管理形式，法家（道家）的实践技术。

而庄子的思想更超凡脱俗，他向往精神的绝对自由，在他看来无论实现多么了不起的人生价值，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绝对自由是高于价值的，不是用价值可以来代替的。

这又正好与佛家的思想相合。

佛家也讲“道”，这个“道”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而非为政之道的那些“术”。

佛家从来不谈知识、学问、科学、技术，不创造任何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它只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就好比庄子一样，探寻内心世界的自由与祥和。

人类文明的存在与进步要依靠两样东西：一是物质，二是精神。

学问、技术、科学等等能解决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带来物质上的富足。佛法中的智慧则不解决任何物质方面的问题，只为寻求精神的祥和与心态的平静。

学问关注的“是什么，为什么”，从而采取相应的手段应对外界，解决生存的问题、人类发展的问题、生活质量的问题。所以，知识聚焦于争论内容的优劣、对错、高下。

佛法关注的是怎么才能脱离烦恼，无任何负面心理、精神愉悦的渡过一生，所以不解决问题，只化解问题。不要再质疑佛学不创造物质文明，人家本来就不为此而生。

学问是形而下的，是用于实践的“术”。智慧是形而上的，用于化解精神上的负面状态。如果用佛学术语来说，知识是“世间法”、“有为法”；而智慧是“出世间法”、“无为法”即佛法。

世间法、有为法是有高低之分、落后与先进之别；而出世间法、无为法并不是某种特定能力，并无高下，也无任何了别。

因此，佛法中的智慧就如“道”，是不可言说的，能言说的都是有为法，都是“术”。

肯定有人会说，人类文明只需要物质基础，物质的富足自然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所谓的精神问题是不存在的。真的如此吗？“钱”真的是万能的吗？

无论物质基础多么强大，人都是有烦恼的，精神上并不会因为物质的富足而无负面状态。

远古时期刀耕火种的生存方式，人类怕风、怕雨、怕野兽。如今生存能力不知提高了多少倍，但同样有烦心事，虽然征服了野兽、改造了自然，可还怕来自外太空的威胁，地震、海啸、极端气候等等不可抗力。

粗茶淡饭没味道，山珍海味同样要吃烦。月薪3千不够用，月薪3万还是不够花，都会愁收入太少。

古代平均寿命30岁，人们害怕死亡。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平均寿命75，仍然怕死，谁不因为将来不得不死而烦恼不已？可现代人已经拥有秦始 皇梦寐以求的身体，但仍然嫌活得不够长。

佛陀当初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亲历见证了精神上的烦恼存在与否，均与以上任何问题无关。生存问题、生活问题、生死问题，只要是物质方面的问题，就会存在精神上的缺憾。

所以，佛学不谈如何解决问题，因为只要存在了问题，那就是没有办法“圆满”解决的。要想“圆满”解决问题，那就从问题出现之前化解掉。

至于如何用佛法化解问题，可以翻翻笔者写的其他文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也不是本文的主题。

儒家的核心就是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让人们各司其职，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价值，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老子的“无为而治”在行为处事的方法上给儒家的“建功立业”提供“技术”支持。

庄子认识到价值高低与人生的快乐无关，崇尚精神的绝对自由。

而佛家的修行之法为此探寻出一套实践方法，以化解人生中的烦恼，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上的满足。

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平和才能造就幸福、快乐的人生，而儒、释、道三家从不同角度和方向都在解决相关的问题，从而达成人生的幸福美满。

融入世界、认知世界从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这是作为人的人性（儒）、天性（道）、佛性（佛），就是大珠慧海所说的“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

没有人会想着明天比今天过得差，也没有人会想有无尽烦恼，这就是那个“本性使然”。所以，儒释道只是那个本性作用的外在显现而已。

儒释道三学实际上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以人为本”，服务于人、服务于当下，这才是它们能传承几千年的内在原因。

“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不以固定的方法而有所成就。

众生之所以是众生，都是因为有为法而无所差别。有为法可见、可循，所以都一样，众生以无差别而成为众生；无为法，自然而然，所以都不一样，圣贤以有差别而各自独特。

法无定法，各行其法而各自成就，这就是无为，“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孔子、佛陀都如此。儒释道三学，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本质上并无二致。

民族的繁荣昌盛，技术、物质决定其下限，文化、精神决定其上限，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要倚重科技，也依赖于文化的复兴。

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文明，与时俱进，也正是中华文化之魂“阴阳”、“有无”的当下体现。因此，不要去争论三学的分别、高下，而要在实践中感受它们所带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