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得知溥仪出狱的消息，于是在大厅广众之下，邀请溥仪当自己的助理。

结果溥仪直接回复了他五个字，场面瞬间凝固，所有人同时看向二人......

故事的开头，还要从1959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说起。

12月4号那天，北风跟刀子似的刮着，管理所里却挤满了人，一场特赦大会正在这儿举行。

当宣读员用洪亮的声音念出“爱新觉罗·溥仪”这几个字的时候，台下那个53岁的男人，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老大，脸上写满了不敢相信。

他坐在那儿，身子晃了晃，差点直接从椅子上摔下来。

十年啊，整整十年的牢狱生涯，他早就把自己归到了罪大恶极那拨人里。

溥仪可能做梦都没有想过，特赦这事儿能落到自己头上。

他后来回忆的时候还说：“特赦谁也不可能特赦我啊，我的罪恶那么重，论表现，我没比别人强到哪儿去。”

然而，事实就这么发生了。

溥仪，受到了特赦。

所以，当这个消息砸到他头上的时候，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连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揣着特赦通知书走出管理所大门，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溥仪心里头五味杂陈。

曾经的他，是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全天下的人都得跪着喊他万岁。

可现在，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

回到北京之后，政府给他安排了一间旅馆。

那屋子小得可怜，一张单人床，一张掉漆的木桌子，再加上两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就是全部家当了。

跟当年紫禁城的养心殿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可溥仪呢，没抱怨一句，反而觉得心里头前所未有的轻松。

没有了皇帝的枷锁，不用再担惊受怕，这种踏实的感觉，是他半辈子都没体会过的。

但轻松归轻松，一个现实的难题摆在了眼前：如何生存？

没了供养，没有照顾自己的太监们，以后自己一个人，该如何生活？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力更生，找工作。

末代皇帝这个身份，说出去是个传奇，可真要找活儿干，那就是个烫手山芋。

哪个单位敢收一个曾经的封建帝王？

溥仪自己也犯愁。

在监狱里学的那点缝缝补补、打扫卫生的手艺，放到社会上，根本就不够用。

好在政府早就替他考虑好了。

没过多久，上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去处——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让他当个普通的园丁。

这个安排，让溥仪又意外又欣慰。

意外的是，从九五之尊到天天跟花花草草打交道的园丁，这身份的落差也太大了。

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自己终于有了个正经职业，能靠双手吃饭了。

1960年2月16号，北京。

溥仪裹紧了身上的棉袄，手里攥着市民政局的介绍信，一步一步走进了植物园的大门。

园长于德郡和办公室主任奚彬，早就听说了这位特殊的新员工。

看见溥仪过来报道，俩人都挺热情，亲自在门口等着他。

溥仪一见到他们，就赶紧开口：

“我是来劳动的，有啥活儿尽管安排，我一定好好干，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份力。”

这话听着朴实，却让园里的领导一下子就对他有了好感。

之后，溥仪被安排住进了园子里一间18平米的小屋子，跟两个工友刘宝善、刘保安住一块儿。

集体生活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毕竟是从监狱里出来的。

以前在宫里，有太监宫女伺候着，他连鞋都不用自己穿。

好在，在监狱那段时间，他已经习惯了自己动手。

自己打水洗脸，自己洗衣服，自己缝补破了的衣服。

在植物园的日子，溥仪每天早早地起床，扛着锄头去花圃里干活，浇花、除草、修剪枝叶，干得有模有样。

累了就坐在石阶上歇会儿，跟工友们唠唠家常，说说花花草草的事儿。

日子过得平淡，却也踏实。

可在溥仪的心里头，总憋着一股劲儿，有点不甘心。

他从小接受的，可是正统的宫廷教育，四书五经、十三经，他都读过。

英语、数学、地理这些西方学科，他也跟着外籍老师学过。

论学识，他不比那些文人墨客差。

论眼界，他见过的奇珍异宝，比谁都多。

现在天天跟花草打交道，他总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常常会想：我还能做点啥？我还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贡献？

很快，机会来了。

1961年的春天，一纸调令，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向溥仪抛出了橄榄枝，表示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毕竟，谁能比他更了解晚清和民国那段历史呢？

1961年正月初四，中央统战部摆了一桌酒席，当着好多人的面，正式宣布：

把溥仪、杜聿明等七名首批特赦人员，调到文史委员会当专员。

不光工作换了，月薪也从原来的60块，涨到了100块。

当时的一百块，含金量可是相当高的。

这个消息，让溥仪高兴坏了。

告别植物园的那天，他心里头五味杂陈。

3月6号，园里专门为他开了个欢送座谈会。

同事们都纷纷发言，说他干活勤快，待人谦和，舍不得他走。

溥仪坐在台下，听着这些话，眼眶都有点红了。

这一年多的园丁生涯，是他这辈子最踏实的一段日子，他第一次尝到了自食其力的滋味，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普通人之间的温暖。

带着这份不舍和期待，溥仪走进了文史委员会的大门，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段旅程。

而另一边，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正为了清史研究的事儿，愁得头发都快白了。

郭沫若这人，那可是真有学问，写诗歌、写剧本、研究甲骨文，样样都在行。

可到了晚年，他偏偏对清史研究着了迷。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留下来的史料那叫一个多，这些东西，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来说，价值千金。

可问题来了，清朝的好多珍贵史料，都是用满文写的。

上到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折，下到地方的文书、民间的契约，满满当当全是满文。

郭沫若虽然博学多才，可满文这一块儿，他几乎是一片空白。

他后来还自嘲过：“我认得的满文，加起来也超不过十个字。”

没有懂满文的人帮忙翻译，那些史料就跟一堆看不懂的符号没啥区别，根本用不上。

郭沫若心里清楚，这满文翻译，就是研究清史的一道坎，迈不过去，啥都白搭。

于是，他开始四处找人。

翻遍了自己的通讯录，打了无数个电话，咨询了北京各大高校的历史系教授，甚至托人去打听民间有没有懂满文的高手。

可结果呢，一次比一次让人失望。

满文这东西，在清朝后期就慢慢没人用了，到了民国，更是近乎失传。

能看懂满文的，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满族老人，可要说能熟练翻译史料的，那真是凤毛麟角，打着灯笼都难找。

郭沫若不甘心啊，他寻思着，找不到人，那就自己学。

他托人买来了满文教材和字典，每天挤出时间来钻研。

可满文哪是那么好学的？

它属于阿尔泰语系，语法结构跟汉字完全不一样，写起来也是一笔一划，麻烦得很。

那时候的郭沫若，已经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精力早就不如年轻的时候。

再加上他还当着科学院的院长，天天一堆工作等着他处理，忙得脚不沾地。

往往是今天学了几个单词，明天一忙，就忘得一干二净。

折腾了好几个月，他的满文水平，还是停留在入门阶段，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看着办公室里堆得跟小山似的满文史料，郭沫若急得团团转，嘴上都起了泡。

清史研究的成败，不光关系到他的学术声誉，更关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度。

他必须得找到一个突破口，不然这事儿就得黄了。

说来也巧，有一回，郭沫若跟朋友闲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溥仪身上。

朋友说：“你知道吗？那个末代皇帝溥仪，不是被特赦了嘛，现在就在文史委员会上班呢，专门整理晚清的资料。”

就这一句话，跟一道闪电似的，一下子照亮了郭沫若混沌的脑子。

他猛地一拍大腿，大喊一声：“对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