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毛主席“逝世”乌龙，共产国际致悼词，真相究竟如何？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 会议由陈毅主持，出席会议代表40多人。会上，陈毅作了报告，毛泽东、朱德作了发言，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时期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 由于在党的领导、政治工作、红军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毛泽东提出的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坚持党的集权制（即民主集中制），以及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一些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代表接受。 会议所作的决议虽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但又提出“集权制领导原则”有“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 会议还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样，大会在最后改选前委时，选举陈毅为书记，毛泽东虽是中央原来指定的前委书记，却只当选为前委委员。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会议以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以特派员身份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工作。7月下旬，因患疟病，由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转到永定县金丰山区、上杭临江楼等地养病。 毛泽东这次病情十分严重，幸得名医吴修山10多天的精心治疗，才得以化险为夷。 他曾对随行的曾志说： 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国民党却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 谣言传开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信以为真，于1930年3月20日，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并说“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完的事业。” 好在毛泽东胸襟豁达，默默地承受住了来自身心两方面的沉重压力。 后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到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一种态度是把它看成一种有益的教育，当成一种锻炼。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