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陶渊明，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可很少有人知晓，他的曾祖父陶侃（259年——334年7月30日）是东晋战功赫赫、能力出众的一代名将。比起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浪漫，陶侃脚踏实地的人生，更值得细细品读。
陶侃的父亲陶丹是三国孙吴的扬武将军，在陶侃幼年便早逝，母亲湛氏以纺织为生，独自将他抚养成人。孙吴灭亡后，陶家彻底沦为寒门，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西晋，这样的出身，几乎注定了一生沉沦下僚，永无出头之日。
魏晋的官场是门阀的游乐场。名士们手持麈尾，口谈老庄，不屑于处理俗务，更看不起埋头做事的寒士。陶侃早年在县里做小吏，管的是鱼梁这种琐碎差事，“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这封家书，刻进了陶侃的骨血里，成为他一生为官清廉、公私分明的底色。
母亲湛氏是陶侃人生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导师。《世说新语》与《晋书》均记载，鄱阳孝廉范逵路过陶家，时值寒冬大雪，家中无米无柴，“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这一年，他已经近三十岁，在平均寿命极短的魏晋，已是半生蹉跎。
初入官场的陶侃没有任何靠山，只能靠“能做事、肯做事、做得好”立足。“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这份赤诚与担当，让他在士族鄙夷的目光里，一步步站稳脚跟。
陶侃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天下大乱，流民四起，荆州、扬州一带盗贼蜂起，陶侃临危受命，领兵平叛，展现出惊人的军事天赋。他用兵从不搞虚张声势，也不贪功冒进，而是稳扎稳打，料敌先机，每一战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当时的荆州刺史刘弘对他赞叹不已：“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
刘弘的预言，很快便成了现实。西晋灭亡，琅琊王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北方五胡乱华，南方则叛乱迭起，东晋政权刚一建立，便陷入风雨飘摇。此时的陶侃已因平定荆州流民叛乱，成为江南举足轻重的军事将领，但他的寒门出身依旧让他被琅琊王氏等门阀排挤。王导、王敦兄弟掌控朝政，王敦更是手握重兵，野心勃勃，视陶侃为心腹大患。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攻入建康，诛杀朝臣，东晋朝廷名存实亡。陶侃当时远离权力中心，王敦忌惮他的兵力，想将他调任偏远的广州，实则削夺兵权。陶侃的部将纷纷劝他抗命，他却淡然领命，远赴广州。在广州的数年，是陶侃人生最清闲，也最隐忍的时光。
世人皆知魏晋名士好清谈、好饮酒、好服药，陶侃却反其道而行之。“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陶侃运甓”，不是作秀，不是矫情，而是一个寒门将领，在门阀垄断、清谈成风的时代，对自己最严苛的磨砺，他从未忘记北方的故土，从未放弃匡扶晋室的初心。
除了运砖砺志，陶侃的“惜时”，更是流传千古的典故。他常对部下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有部下饮酒赌博荒废军务，“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
陶侃
他对物资的珍惜，更是到了极致。“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小事见格局，细节见人品，陶侃的严谨、务实、不尚虚华，与魏晋名士的浮华奢靡，形成了天壤之别。
太宁二年（324年），王敦第二次叛乱，兵败身死，东晋朝廷终于想起远在广州的陶侃，将他调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镇守长江上游。荆州是东晋的门户，上游安则江南安，陶侃的归来，让江南的民心、军心瞬间安定。
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咸和二年（327年），历阳太守苏峻、豫州刺史祖约再次起兵反叛，叛军攻入建康，焚毁宫室，俘虏晋成帝，东晋迎来了建立以来最致命的危机。当时的朝廷重臣，要么逃亡，要么投降，要么束手无策。温峤、庾亮等名士联名写信，推举陶侃为盟主，统领天下兵马平叛。“初，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颇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约，自以辈不后郗、卞，而不豫顾命，又望开府复不得，及诸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及遗诏褒进大臣，又不及约与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删之。”“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遣书以激怒之。侃妻龚氏亦固劝自行。于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迈，瞻丧至不临。”
陶侃的儿子陶瞻更是被苏峻叛军杀害，国仇家恨交织，他却能压下私怨，以大局为重。在母亲湛氏“以国为重”的教诲与温峤的再三恳请下，陶侃终于下定决心，焚桨起锚，顺江东下，奔赴国难。
这一年，陶侃已经六十九岁，在古代已是古稀高龄，却披甲上阵，亲临前线。平叛之战打得极为艰难，苏峻叛军骁勇善战，朝廷军队屡战屡败，粮草也即将耗尽。陶侃坐镇中枢，沉稳调度，他深知苏峻叛军虽勇，却粮草匮乏、人心不稳，于是采取以守为攻、断其粮道的策略，不与叛军硬碰硬，而是消耗其锐气。
陶侃
关键时刻，陶侃亲自率军攻打叛军的重要据点石头城，在激战中，苏峻因醉酒轻敌，率数骑冲锋，被陶侃部将斩杀。叛军失去主帅，瞬间土崩瓦解，历时一年的苏峻之乱终于被平定。建康光复，晋成帝复位，东晋政权得以延续。
这是陶侃第二次挽救东晋于危亡。战后，朝廷加封陶侃为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都督八州军事，拜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权势达到顶峰。此时的陶侃，已是东晋最有权势的人，手握长江上游重兵，掌控天下半数兵马，若他想效仿王敦、桓玄篡位，易如反掌。
但陶侃终究是陶侃，他一生恪守臣节，从未有过半点异心。平叛之后，他没有居功自傲，没有入驻建康掌控朝政，而是主动返回荆州，继续镇守边疆，整顿吏治，劝课农桑，让荆州一带“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他治理地方，严禁奢靡，严惩贪腐，连官府的竹子、木材、粮草，都登记造册，分毫不敢私用；他对待百姓，宽厚仁慈，轻徭薄赋，让历经战乱的荆州，成为江南最安定的地区。
陶侃
咸和七年（332年），陶侃再次率军北上，收复被后赵占据的襄阳、樊城，打通了东晋北伐的通道，这是东晋建立以来，少有的对北方政权的军事胜利。此时的陶侃七十四岁，身体日渐衰老，他多次上书朝廷，请求辞官归乡，朝廷再三挽留，他都执意退让。
咸和九年（334年），陶侃病重，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军权、府库、粮草、兵器，全部登记造册，封存上锁，亲自交给朝廷使者，没有留下分毫给子孙，而后登船返回长沙，在途中病逝：“长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满盈自惧，不预朝权，屡欲告老归国，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笃，上表逊位。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幢、曲盖、侍中貂蝉、大尉章、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刺史印传、戟；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侃自加管钥。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加督护统领文武。甲寅，舆车出，临津就船，将归长沙，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乙卯，薨于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