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女囚张露萍被监狱长单独带到办公室，监狱长色眯眯的说道：“只要你从了我，就可以放你出来，这200元补助费也是你的。”谁料，几天后，每到晚上，监狱长就又跪又拜，祈求道：“对不起，放过我吧。” 1921年，张露萍出生在北平，她的原名叫余薇娜，是川军上校余安民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黎丽华的女儿。 余安民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参加过辛亥革命，而黎丽华是一位知识青年，两人的结合被双方家庭所反对。 1935年，余薇娜考入了成都建国中学。 在建国中学里，余薇娜结识了中共四川省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两个年轻的女孩成为了好朋友，在交往中余薇娜接触到了进步思想。 1936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余薇娜积极投身到这场爱国救亡运动中。 1937年1月，余薇娜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同年8月，余安民为了阻止女儿参加革命活动，决定将她许配给重庆市长的儿子。 但是余薇娜断然拒绝了这门婚事。逃婚北上，奔赴延安。 1937年12月，余薇娜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 在陕北公学，余薇娜和其他学员一起吃小米，喝没有油星的土豆萝卜汤，睡土炕，接受军事训练。 她的表现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因为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她很快就转入了抗日军政大学深造。 在延安的学习期间，余薇娜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她被选送到中组部无线电训练班，专门学习收发报技术。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她前往重庆，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为了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余薇娜改名为张露萍。 重庆的军统局电讯总台内部，已经有了两名中共地下党员：张蔚林和冯传庆。他们掌握着敌人的机密通讯，但由于特务的严密监视，情报传递十分困难。 周恩来和叶剑英指示张露萍在重庆牛角沱租房，建立秘密联络点。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经常去看望＂哥哥＂，借此传递情报。 张露萍被任命为特支书记，直接领导张蔚林和冯传庆的地下工作。她的联络员是中共南方局的雷英夫。 在张露萍的领导下，军统局内部的地下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张蔚林和冯传庆的介绍，又发展了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四名党员。 1939年底，一个重大情报被杨光发现。军统局正准备派遣一个特工小组潜入延安，情报中包含了特工人员名单、潜伏地点和接头方法。 张露萍采用特殊方法传递这个情报。她用密写药水写在纸币夹层里，通过报童传递给八路军办事处。 一周后，延安方面传回消息：特工小组已被一网打尽。这是张露萍领导下的地下组织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40年1月，地下组织又获得一个重要情报。赵力耕截获了军统局要在昆明大规模抓捕地下党员的密电。 张露萍再次使用纸币传递的方法，将情报送到中共南方局。昆明的地下党组织得到通知后及时转移，避免了一场灾难。 但是这次成功也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警觉。他意识到内部有人在泄密，立即更换了电讯密码。 1940年春节，张露萍接到一个新任务。她要带着周恩来给余安民的一封信回成都，试图做一些统战工作。 戴笠抓住春节假期，突然搜查了张蔚林的住处，发现了准备外传的机密文件。 戴笠当即下令逮捕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六名地下党员。他们又用张蔚林的名义写信骗张露萍从成都回重庆，将她一并逮捕。
在军统局的审讯室里，张露萍面对着各种严刑拷打。她只说一句话：＂我叫余薇娜，是余安民的女儿，因为不愿意包办婚姻才去了延安。＂ 余安民得知女儿被捕后，立即通过四川省主席张群向戴笠疏通关系。他送上重金，请求释放自己＂管教不严＂的女儿。 戴笠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张露萍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放人。余安民写信劝说女儿，表示只要表明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就能获得自由。 张露萍给看守所长的回信很简单：＂我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悔过的问题。＂这个回答令戴笠非常恼火。 戴笠还设计了一个阴谋，他命令给张露萍解开脚镣和手铐。特务跟在她后面，让她独自走过＂周公馆＂的后门。 但是张露萍平静地走过了＂周公馆＂的后门，没有任何异常表现。 1941年3月，戴笠对张露萍彻底死心。他下令将张露萍和其他六位同志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7月14日，集中营的狱警告诉张露萍要去重庆。 张露萍穿上了她最喜欢的咖啡色连衣裙，戴上母亲给她的红宝石戒指和白玉手镯。她将自己的发卡、小梳子和钢笔分别送给了同室的难友。 在快活岭的刑场上，张露萍见到了她的六位战友：张蔚林、冯传庆、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他们一起高唱《国际歌》，用歌声表达对革命理想的坚持。 张露萍牺牲时年仅25岁。 当地一位姓王的农民为烈士们做了棺材，和乡亲们一起将七位烈士安葬。1984年，在雷英夫等人的努力下，张露萍被追认为国家一级革命烈士。 1985年5月，中共贵州省委为七位烈士重建了烈士墓。在掘开坟墓时，人们发现了张露萍的遗物：红宝石戒指、白玉手镯和咖啡色连衣裙的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