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曾孙左景鉴想回到上海，老人家救死扶伤无数，晚年腿脚不便，侄子便瞒着他向上海市委提出请求，希望能分套房子住，却遭到了上海副市长——自己的女儿果断拒绝。 1996年，已经87岁高龄的左景鉴，第一次向家人透露了想回到上海的愿望。这位老人是晚清名臣左宗棠的曾孙，一生救死扶伤，为国家医疗事业奉献了无数心血。 可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泰斗，却没能在有生之年叶落归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左景鉴出身于一个饱受磨难但精神丰厚的家庭。他3岁丧母，10岁又失去了父亲，由姑妈在上海抚养长大。 从小，他便牢记左宗棠的家训：“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故人。”这种家国情怀和自立自强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1937年，左景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医学博士。抗战期间，他奔赴前线，救治伤员，与妻子龚之楠并肩作战。 这场战争不仅让他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让他更加坚定要用自己的医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峰。左景鉴担任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副院长，家庭条件优渥，生活安定。 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主动请缨前往丹东，筹建志愿军中心血库。从血液采集到运输再到储存，他事必躬亲，克服了物资短缺、设备不足的重重困难，为无数志愿军战士挽回了生命。 到了1957年，国家号召支援西部建设。彼时，重庆的医疗条件极为落后，专业医生和设施几乎匮乏。 左景鉴毅然放弃了上海优渥的生活条件，带着家人举家搬迁到重庆，主持重庆医学院的创建工作。在临行前，他甚至将政府分配给他的180平方米洋房全部交还给国家。 当时，他的女儿左焕琛正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向父亲请求能否保留一间房子，以便她在求学期间居住。 父亲却坚决拒绝了，说道：“左家人要自力更生，不能给国家添麻烦。”左焕琛点头接受了父亲的决定，尽管她也知道这意味着求学路上的困难会更多，但她从未抱怨。 在重庆的几十年里，左景鉴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重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设中。 他亲自参与医院规划、设备购置、师资队伍建设等事宜，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他还成功主刀了重庆市第一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被誉为中国外科的“四把刀”之一。 然而，岁月无情。1996年，左景鉴大病初愈，身体虚弱，腿脚愈发不便。他第一次向子女表达了想回到故乡上海居住的愿望。 他的侄子当时在上海原子能研究所担任党委书记，心疼老人的身体状况，便向左焕琛提出请求，希望市政府能为老人分配一套低层的电梯房。然而，左焕琛作为上海市副市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她为什么要拒绝？左焕琛的理由很简单：当时上海住房紧张，许多干部职工还没有分到房子，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她不能为父亲开“后门”。 虽然内心明白父亲的辛劳和贡献，但她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原则，认为自己不能以权谋私。 听闻此事，左景鉴没有生气。他欣慰地说道：“身为左家人，就应该为国家和社会着想，而不是只考虑自己。” 对于女儿的决定，他不仅表示理解，还感到自豪。或许他明白，这正是家训精神的又一次实践。 1997年5月，左景鉴因病在重庆去世，享年88岁。他在遗嘱中请求家人将自己的骨灰撒入长江。他说：“让骨灰顺着长江水流回上海，就算是魂归故里了。” 孩子们尊重了他的愿望，在重庆将骨灰洒入江水。从此，这位为国家奉献一生的老人，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家乡。 左景鉴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他不仅在医学领域贡献卓著，还是一位言传身教的好父亲。他的女儿左焕琛，也继承了他的家风，不仅在上海市副市长的岗位上表现出色，还始终秉持廉洁自律的作风，从不徇私。 社会各界对这位老人充满敬意。作为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首任院长，他奠定了重庆现代医学的基础。他培养的学生，至今还活跃在全国的各大医疗机构中，延续着他的精神。 左景鉴及其家人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关于家风传承的佳话，更是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从左宗棠到左景鉴，再到他的子女后代，他们始终践行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家训。 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面对何种选择，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才是真正的荣光。 有时候，人们会问：什么是家风？什么是家国情怀？左景鉴和他的家人，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