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楼的刘姐串门时对我老伴说：年逾古稀的她，一想起当年在婚姻选择上走错的这一步，心里就酸痛。 她说她与共和国同龄，共和国经历的苦和难，她都经历过，吃过野菜，咽过谷糠。当过红卫兵，走过南闯过北，斗过走资派，后来又批斗自己的老师。她说在她幼稚单纯的心灵里，当老师的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和工农大众离心离得，不堪大任。 基于这种认知，18岁的时候有人同时给他介绍了两位“候补对象”，一位是曾经的红卫兵战友，当时的公社革委会的李副主任，31岁；另一位是镇上初中学校教英语的年轻教师小黄，21岁，与自己年龄相仿。 没啥犹豫的，速嫁李副主任！ 哪知只做了两个月的副主任太太，老李便因为文革中的命案被逮捕入狱，一年后伏法槍毙，撇下怀抱幼儿的娘俩，独守空房。 后来，国家拨乱反正，渐归正途。小黄老师一路从初中到高中，退休时是县一中校长。 还好，小刘的儿子读书用功，后来考取了师范，如今也在县一中教书，是黄校长的下属老师。 现在两家是邻居，都住碧螺山庄三期。刘姐帮儿媳带孩子，空里还负责六个楼道的保洁卫生。 黄校长两口子都是中学高级职称退休，每月两万多块的收入，真是吃不了又用不清。 用刘姐的话说就是：人都是个命！你看老黄熬得，从前是“臭老九”，而现在，说是“酒肉臭”一点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