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蒋介石要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朱绍良以为长官非己莫属。任命发表后，陈诚成了长官，朱绍良连副长官都不是。看着罗卓英、汤恩伯等六个资历都不如他的副长官，朱绍良一肚子气。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前，委任了一大批亲信，其中朱绍良被任命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 朱绍良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深，1935年，国民党军衔改革后，他是首批晋升陆军二级上将的。蒋介石的心腹，被称为“小委员长”的陈诚，四年后才正式晋升二级上将。 1949年7月，老蒋视察福州时，提出要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按照此前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原主任张群改任长官的前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应该是由福州绥靖公署升格，这让朱绍良大喜，认为这个职务是囊中之物。 老蒋回到台湾后很快发表了委任，陈诚担任东南军政长官。朱绍良气得够呛，没想到当过军政部长、参谋总长的陈诚，会和他抢这个位置。 陈诚后来居上，又有陆军一级上将的军衔，地位已在朱绍良之上，当长官尚可理解。可随后发表的六个副长官名单（罗卓英、汤恩伯、孙立人、郭忏、郭寄峤、林蔚），朱绍良依然落空，这就让他非常难堪。 这六人的资历都不如朱绍良，罗卓英晋升二级上将军衔比朱绍良晚了整整十一年，汤恩伯、林蔚只是“中将加上将衔”，其余三人更只是中将军衔。 东南军政长官、副长官的人事任命，让朱绍良尴尬、气愤之余，又产生了恐惧，因为摆明老蒋对他失去了信任。 陈诚的任命刚发表，就以长官的名义，给朱绍良发去指示电文，措辞严厉，让他务必坚守福州三个月，否则军法从事。 朱绍良出生于福建福州，在解放军进入福建后，他的态度很微妙，一方面拒绝投降或起义，但另一方面又希望把福州设成“不设防城市”，尽量不要起刀兵。 接到陈诚的电报后，朱绍良大怒，对亲信发牢骚说：“中原大战时，我是陇海线左翼军总指挥，手下有七八个师，陈诚见我得叫一声长官，谁知道风水轮流转，这家伙竟然给我当起上司来。” 牢骚归牢骚，该执行还得执行。朱绍良给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打电话，让至少调两个师去加强福州外围防御。 刘汝明是原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淮海战役打响后，他的绥靖区部队改编为第八兵团，并奉命救援被包围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刘汝明兵团实力不强，加之也不愿折损实力，因此在救援作战中打打停停，处于“摸鱼”状态。 渡江战役后，刘汝明率部一路南逃，在进入福建后，朱绍良让第六兵团驻防闽北。不料，刘汝明根本不理会朱绍良，继续后撤。无奈之下，朱绍良派人去劳军，给刘汝明送去了数万大洋，刘汝明这才不情愿的将部队部署在福州一带，但摆出的是随时撤退的姿态。 这次刘汝明接到朱绍良让他加强防御的命令后，在电话中答应的很好。但几天过去了，一兵一卒都没调动。 朱绍良见指挥不动刘汝明，只得亲自去找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第六兵团撤入福建后，老蒋又给了李延年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头衔，让他率部防守福州和平潭。 李延年和朱绍良见面后，得知刘汝明不执行命令后，愤愤的说：“这个刘汝明，此前黄维兵团被围，老头子委任我为蚌埠前进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第六、第八兵团。可刘汝明根本不买我的帐，尽打滑头仗，进攻的时候不见影子，撤退的时候跑的飞快。老头子的命令他都敢不听，何况是你我呢” 朱绍良说：“要这样的话，南平、福安等地就守不住了。 李延年说：“我的兵团都是临时拼凑的部队，缺员严重，看番号有四个军，实际兵力连四万都不到，靠这点人马，连固有的防区都难以支撑，如果刘汝明不愿意派兵，那这几个地方就只能放弃了。” 朱绍良叹气说：“本来，胡琏、李良荣兵团还有相当实力，可却被部署在靠后位置。” 李延年说：“胡琏是陈诚土木系的骨干，李良荣也和陈诚走的很近，陈诚这是准备一旦战事不利，让这两个兵团撤去台湾。” 朱绍良和李延年商议后，认为福州绥署直属部队加第六兵团不过五万来人，根本守不住福州，两人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见完李延年后，朱绍良派卫队将绥署军费中的“黄货”（三千多根金条）押运到机场，放入一架飞机，做好随时运走的准备。 8月11日，解放军叶飞兵团先头部队来到了福州外围阵地，刚一交火，守军就纷纷溃逃。8月16日，解放军合围福州市区，当晚，朱绍良乘飞机逃往台湾。第二天，福州解放。 解放军占领福州后，进军平潭岛，李延年抛弃部下，乘船仓惶逃去台湾。 朱绍良尽管失势，但早年和老蒋交情不错，所以老蒋虽然恼恨，但也没有处理他，打发了一个上将委员的闲职让其养老。 李延年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陈诚主张将他作为“擅自撤退”的典型，执行枪决，以震慑其他将领。李延年是黄埔一期生，不少黄埔将领向老蒋求情，但震怒的老蒋还是下令将李延年判处“十年徒刑”。 关了一年后，李延年被保释，但由于被痛恨他的陈诚革除了军籍，因此再无收入。晚年的李延年，生活困顿，常以盐水泡馍充饥，最终潦倒而死。（图片：朱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