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8岁的郜艳敏在石家庄车站，被2位自称替工厂招工的中年妇女骗上了面包车，后又转手给了3名男性人贩子，被几番凌辱。2天后，人贩子以2700元的价格，将她卖给了大山深处的放羊倌老刘当老婆。 拐卖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无论是拐卖者还是买方，都应受到严厉惩处，因为他们的交易对象是他人的人生。面对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径，任何试图为之开脱的言辞都无异于助纣为虐。拐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代，在许多文献中都有所记载。例如，1873年的《申报》中就报道过拐卖妇女的案件，直言这种犯罪充满阴谋和欺骗，让人不寒而栗。 著名历史学者贺萧在其经典著作《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中指出，近代上海女性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便是被拐卖或被骗入娼门。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媒体和社论不断发出警告，提醒女性提防人贩子。在报纸中，不少好心的撰文者指出，这些拐卖者往往伪装成“宾馆服务生、卖花女、女佣”等身份，甚至可能是那些可以轻松出入家庭的“女理发师和卖珠宝的”。 《时报》等报刊经常刊登一些离奇的拐卖故事，讲述那些从上海失踪的女子如何被贩卖到天津、烟台或福州，最终沦为养女、女佣或妓女。资本的逐利性在这些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金钱的诱惑使得一些人铤而走险，通过拐卖妇女儿童谋取暴利，甚至在拐卖过程中实施暴力和性侵，将无辜女性推向痛苦的深渊。 上世纪90年代，拐卖人口犯罪进入高发期，其中贵州省尤为严重，成为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重灾区。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各级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专项打击行动，并解救了大量受害者。从1993年至1995年5月，全省共解救被拐妇女6300人。 1994年深秋，河北省某个偏远山村的小学教室里，18岁的郜艳敏正在给一群孩子们上课。教室里很安静，只有她讲课的声音和学生们的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透过泛黄的玻璃窗，她望见远处的群山在暮色中若隐若现，目光中透着深邃。 此时的郜艳敏，早已不是半年前那个刚从石家庄某职业学校毕业的女孩了。那是1994年初夏的一天，刚满18岁的她独自来到石家庄火车站，想要找份工作。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她站在车站附近张望，寻找着招工的信息。 这时，两位面容和善的中年妇女走近她，自称是某工厂的招工人员。她们对郜艳敏说，工厂正在招聘年轻女工，工资待遇优厚，还包吃包住。这对刚毕业的郜艳敏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 就这样，郜艳敏跟着这两位妇女上了一辆面包车。车子开出石家庄市区后，并没有驶向所谓的工厂，而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了下来。等候在那里的是三名男性人贩子。两位中年妇女收了钱后离开，郜艳敏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接下来的两天，是郜艳敏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她被这些人贩子控制着，辗转于多个地方。在这期间，她遭受了难以启齿的侮辱。人贩子们为了控制她，采取了种种手段，让她无法逃脱。两天后，人贩子们把郜艳敏带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在那里，他们以2700元的价格，把她卖给了一个叫老刘的放羊倌。老刘家住在山沟里，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 拐卖妇女儿童是一种可怕的社会恶疾，历朝历代都屡禁不止。在传统社会中，“三姑六婆”一词常用来形容社会上的女性角色，其中的“牙婆”就是专门从事奴婢和姬妾买卖的中介。这类人贩子往往与“虔婆”“媒婆”联手构成完整的犯罪链条，从拐骗到转卖，各环节环环相扣，导致无数妇女和儿童陷入苦难深渊。 在清代，人贩子通常成团伙作案，手段多样而狡诈。他们针对农村女性的常用手段是派遣团伙中的女性与目标接触，利用聊天套近乎，同时引导对方骑驴偏离正路，最终将其引入歧途。同样，拐卖儿童的犯罪手法也多令人不寒而栗，比如在糕点中下药迷倒儿童，或以借口让孩子随自己“回家拿钱”然后直接掳走。受害者的命运往往从这一刻起被彻底改写。 中国古代法律对拐卖犯罪的打击由来已久。《元史·刑法三》详细规定了对略卖良人的惩处，例如略卖一人者杖一百七，流放远地；两人以上则处以死刑。明清两代的法律延续并细化了这一立法精神，增加了对窝主和知情买主的处罚。《大清律例》对略卖犯罪还新增了九条补充条例，进一步细化了执法依据。然而，这些法律的施行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受限于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 明清时期，小说中屡次提到人口买卖现象。《红楼梦》中的香菱和《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都是被贩卖命运的缩影。 进入现代，社会各界对买卖人口问题逐渐重视。媒体的广泛报道唤起了公众对拐卖现象的警惕，各种请愿书和民众舆论也对官方形成了推动。然而，单靠刑法并不能根治这一社会顽疾。拐卖现象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道德和社会问题。只有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才能真正终结这一历史遗留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