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杨振宁的反对理由基于多方面的深入考量。 从资金层面来看，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CEPC项目），预估投入至少2000亿人民币，最早要到2050年才能完工。建成后，每年的维护运营费用又是一笔巨额开支。 如此庞大的资金投入，对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负担。如果把这些钱用在其他关键领域，可能会发挥立竿见影的巨大作用。比如基础教育、医疗、芯片等领域。 相比之下，对撞机项目的资金机会成本过高。 人才储备方面，杨振宁指出当时中国高端物理研究人才极度稀缺，从事高等物理研究的学者占全球比例不到1％。 即便对撞机建成，很可能要高薪聘请大量外国专家。如此一来，研究成果或许会被外国科研人员主导，中国难以充分收获科研果实，极有可能沦为为他人做嫁衣的尴尬境地。他还提到了国际案例。1987年，美国曾联合40多个国家启动SSC计划，原计划耗资30亿美元，但因管理混乱和预算膨胀，最终在花费20亿美元后被迫终止。 欧洲随后接手相关技术，建成了LHC并发现“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而美国则彻底失去高能物理的领先地位。杨振宁认为，中国若重蹈覆辙，代价将远超美国。 并且，LHC耗资约40亿欧元，历时14年建成，吸引了全球7000多名科学家参与，但除希格斯粒子外，尚未取得颠覆性成果。支持者认为，这是科学探索的必经之路；反对者则称其“性价比极低”。 杨振宁尤其指出，LHC的维护费用每年高达10亿美元，而中国若建造更大的CEPC，后期投入可能是个“无底洞”。 另外，日本的国际直线对撞机（ILC）项目，同样因资金与技术困境，推进缓慢。 王贻芳则从技术自主性反驳。他举例说，中国过去在燃气轮机、盾构机等领域因技术被“卡脖子”而被迫高价进口，如果不抢占高能物理的制高点，未来仍会受制于人。 他还强调，CEPC的建造能带动超导磁铁、真空技术等上下游产业，甚至可能催生“意外突破”，就像互联网最初源自CERN的粒子研究一样。对于“为他人做嫁衣”的质疑，他提出可通过国际合作分摊成本，并确保中国主导实验设计。 他认为，大型粒子对撞机一旦建成，中国将成为全球顶尖科研技术中心。凭借这一先进科研设施，能够吸引全球物理学家汇聚中国，开展前沿实验与研究。有望借助国际科研力量，实现粒子物理研究的快速突破。 与此同时，国内科学界的分歧逐渐公开化。2016年9月，王贻芳在《现代物理评论》发表长文，详细论证CEPC的科学价值；杨振宁则联合多位学者撰写反对文章，强调“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资源应优先满足更紧迫的需求”。 最终，国内11位顶尖物理科学家投票，6票赞成杨振宁的建议，大型粒子对撞机项目暂时搁置。 2019年，杨振宁在公开演讲中再次表态：“Party is over（盛宴已结束）。”他建议年轻学者“不要继续研究高能物理”，因为“这个领域已没有太多新东西可挖”。 王贻芳则持续游说，称CEPC的预研技术已取得进展，如新型加速器设计能降低30%成本。2021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CEPC预研报告完成，但项目仍未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