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肃奸时，下令将汉奸潘三省关押并上了脚镣。唐生明探望时，潘三省说：“我给军统帮了不少忙，戴老板为何非置我于死地？”
上海滩的赌徒，提起潘三省，可谓是“又爱又恨”。“爱” 的是他开设的赌场设施豪华、赌局多样，让赌徒们有了尽情挥洒筹码的地方；“恨” 的是一旦踏入他的赌场，便如同陷入了无尽的深渊，许多人输得倾家荡产。
三大亨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凭借着青红帮的势力以及租界的庇护，在上海滩横行无忌，涉足各行各业，从鸦片贩卖到码头生意，从娱乐场所到金融领域，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然而，单论开设赌场这一行当，潘三省的生意却一枝独秀，风头甚至盖过了三大亨。
黄金荣凭借在法租界盘根错节的势力，开办的赌场引得诸多达官显贵趋之若鹜。然而，赌场内部规则繁杂，再加上黑帮混混时常在里头惹是生非，使得不少普通赌客心生畏惧，只能对其敬而远之。
杜月笙擅长经营人脉，凭借广结各界人士的本事，把众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拉拢到自己赌场。不过，赌场的抽成比例颇高，赌客即便赢了钱，实际能揣进兜里的利润也所剩不多。
张啸林的赌场充斥着暴力气息，为了谋取利益全然不顾手段，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在上海滩落下了极差的名声。
相比之下，潘三省的赌场，不如三大亨的复杂，“赌”的性质占大头，加之潘三省舍得花钱，他的赌场比三大亨的更为豪华，自然生意更好。
当然，潘三省能开设多个赌场，而没人找麻烦，是因为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私交甚笃。平日里，潘三省对三大亨殷勤备至，逢年过节必定送上丰厚的礼品，碰上三大亨家中有婚丧嫁娶等大事，更是出手大方。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跑去了香港，黄金荣装病不出，张啸林投靠日伪当了汉奸。
一天，张啸林主动来找潘三省，开门见山的说：““三省啊，这世道变了，咱也得跟着变变路子。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势大，咱要是不靠着他们，以后可没好日子过。”
潘三省说：“这当汉奸的事儿，传出去名声可就臭了，咱以后还怎么在上海滩立足？”
张啸林冷哼一声：“名声？有命有钱才是真的。你没瞧见那些跟着日本人的，哪个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李士群现在跟着日本人混得风生水起，咱们要是能跟他搭上线，再靠着日本人的势力，往后在上海滩还不是横着走。就说那赌场，只要有日本人撑腰，谁敢来捣乱？到时候，赚的钱可就数都数不过来。”
潘三省本就是个贪财好利之人，稍微犹豫后就同意了。
不久之后，在张啸林的牵线搭桥之下，潘三省去见李士群，在递上去“礼物清单”后，满脸堆笑的说：“李主任，往后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李士群轻笑一声：“好，我就欣赏潘老板这样爽快的人。眼下呢，还真有个事儿，我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
潘三省忙不迭地应道：“李主任请讲，只要我能做到，一定全力以赴。”
李士群说：“日本人打算在上海搞一些物资管控的事儿，需要找个信得过的人来负责。我看潘老板头脑灵活，人脉也广，正合适。”
此后，潘三省凭借着为日伪效力时的 “表现”，渐渐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在李士群的举荐下，潘三省成功担任了伪职。潘三省的赌场在日伪的庇护下，成为了各方势力交织汇聚的场所。
1940年，张啸林被保镖林怀部枪杀，这把潘三省吓得够呛，也开始给自己暗中寻找后路。不久后，重庆派唐生明以“假投敌”的方式，打入汪伪。
唐生明是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的弟弟，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和潘三省是好友。唐生明由后方前往上海后，潘三省负责照应一切，潘三省已猜出了唐生明的真实身份，但并不说破，而是主动打掩护，希望借此和重庆、军统牵上线。
军统上海站曾遭遇重创，据点被李士群带人捣毁，唐生明的卧底身份也因一张电报稿险些暴露。
李士群叫来了唐生明对峙，潘三省利用自己在汪伪内部的关系和人脉，暗中为唐生明周旋。
潘三省一方面在李士群等汪伪大员面前，为唐生明开脱，称唐生明平日里只是个喜好玩乐、交际的 “花花公子”，不可能从事间谍活动；另一方面，潘三省还通过各种渠道，干扰汪伪特务对唐生明的进一步调查，让他们难以获取确凿证据。
在唐生明获取情报并传递的过程中，潘三省也提供了诸多便利。他利用自己的产业和社交网络，为唐生明搭建了一些秘密联络点，使得唐生明能够将重要情报传递出去。
比如，在一些聚会等社交场合中，潘三省巧妙安排，让唐生明能够避开汪伪特务的监视，与军统方面的联络人接头，传递情报。
抗战胜利后，戴笠到上海主持肃奸，自认为对军统有功的潘三省，却成了首批被抓的人。
戴笠对潘三省翻脸，原因有三，一是，戴笠早年去上海“打流”，因身份低微，去赌场受过潘三省的折辱；二是，潘三省只是个“闻人”，名气虽大，地位其实一般，戴笠抓他没有压力；三是，戴笠看上了潘三省的巨额家产。
潘三省被抓后，虽有唐生明求情，但也只是被取了脚镣。1949年，潘三省获释，但因家产已被抄空，一贫如洗的他，跑去香港打短工、写文章糊口，最终潦倒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