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甘肃武威的一群农民，无意中挖出大名鼎鼎的青铜器“马踏飞燕”，但奇怪的是，全世界都只展示它的侧面照。 1969年的甘肃武威，一场平凡的防空洞施工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千年的历史。当地农民在挖掘防空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座规模不小的汉代古墓。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铜器，其中就包括了后来声名远扬的＂马踏飞燕＂。 这座汉墓的规格不同寻常，出土的文物数量可观且制作精良。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的铜俑背面，清晰地刻有＂张氏婢＂、＂张氏奴＂等字样，这些关键信息为确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 通过专家考证，这座古墓的主人是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一位军事长官及其妻子。当时的张掖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汉朝在西域经营的重要军事据点。 这件铜器的尺寸并不算大，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量为7.15千克。但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它的体量。整件作品以青铜铸造，工艺精湛，展现了东汉时期冶金技术的高超水平。 然而，这件稀世珍宝在最初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与其他出土文物一同被送往甘肃省博物馆，在普通的文物架上静静陈列。直到1971年，这件文物迎来了改变它命运的重要时刻。 那一年，著名学者郭沫若陪同柬埔寨宾奴亲王参观甘肃省博物馆。当他看到这件造型独特的铜马时，被其艺术魅力深深吸引。铜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正踏在一只回首惊望的飞鸟背上，整体造型充满动感与力量。 郭沫若当场为这件文物取名＂马踏飞燕＂。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既形象又生动地描绘出了文物的艺术特征，很快就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从此，这件沉寂已久的文物开始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马踏飞燕＂的发现，不仅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工艺水平、审美特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更是展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们非凡的创造力。它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将力量与优美、动态与静态完美融合，成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 ＂马踏飞燕＂这个名字虽然广为人知，但在学术界却引发了持续的讨论。这件文物的正式名称经历了多次变化，每一次改变都源于专家们的深入研究和新发现。 最初，郭沫若将其命名为＂马踏飞燕＂时，主要是基于文物的整体造型特征。这个形象生动的名字很快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并被写入教科书中。 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发现马蹄下的飞禽可能并非燕子。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这只飞禽的尾部并不具备燕子特有的分叉形态，这一发现引发了对文物命名的重新思考。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件文物，文物部门将其改称为＂铜奔马＂。这个名称虽然少了些诗意，但更符合文物描述的严谨性要求。 在专家们对马蹄下飞禽身份的探讨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有专家通过古籍《东京赋》中＂铜雀蟠蜿，天马半汉＂的记载，推测这只飞禽可能是东汉时期人们信仰中的神鸟＂龙雀＂。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只飞禽很可能是游隼。游隼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其体态特征与文物中的飞禽更为接近。 甘肃省博物馆的官方说法则认为这是一只飞鹰。这种说法是基于对文物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历史文献的考证。 1983年，这件文物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12月，人民日报公布了一则重要消息：这件文物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并被命名为＂马超龙雀＂。 ＂马超龙雀＂这个名称的确立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代表了中国旅游业腾飞跨越的愿景，更象征着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这件文物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在展览和宣传时总是呈现侧面。从教科书到博物馆的展示，人们看到的永远是它英姿勃发的侧面形象。 马的造型充满了动感与力量，侧面看去既显示出东汉工匠高超的铸造技艺，又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追求意境的审美特征。这件青铜器通过昂首嘶鸣的姿态和矫健有力的躯体，完美地展现了汉代人对于力量与优雅的理解。 然而，当人们转到正面观察时，却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匹在侧面看来威武不凡的骏马，正面却显得有些滑稽可爱。 这种反差并非工艺不精之过，反而体现了古代工匠的匠心独运。他们在创作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作品的最佳观赏角度，将艺术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2002年，这件文物被列入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名单。这一决定凸显了它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它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 近年来，＂马踏飞燕＂的形象开始以全新的方式走入大众生活。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大胆保留了它正面的＂丑萌＂特质，意外获得了广泛欢迎。 这种创新尝试打破了人们对文物严肃庄重的刻板印象。文创产品将这件国宝的两面性完美融合，既保留了它的艺术价值，又增添了亲和力。 这种转变反映了文物保护和利用理念的进步。文物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展品，而是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符号。 这种侧颜与正脸的反差，恰恰构成了这件文物独特的魅力。它告诉我们，完美的艺术品不一定要处处完美，某些看似缺陷的特质可能恰恰是其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