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2日，唐纵受命担任警察总署署长。其上任未久，昆明便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李闻血案”。为应对各方的责难，蒋介石责令唐纵前往云南“调查”。唐纵率先抵达重庆，旋即召集保密局的大特务沈醉等人商议相关事宜。最后，他们决定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找几个因违反军统纪律而受处分的人，带到昆明当“替死鬼”。 1946年8月15日，昆明城内气氛凝重。闻一多案公审现场挤满了各界群众，法庭内外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被告席上，两名＂凶手＂低着头，等待最终判决。这场轰动全国的公审，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剧目，而台上的＂罪犯＂不过是两个无辜的替死鬼。 一个多月前，在警察总署署长的任命仪式上，唐纵刚刚接过印信，还来不及熟悉新的工作环境，昆明就传来了震惊全国的消息：著名学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刺身亡。这两位学者都是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遇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界群众纷纷要求严查真凶。 面对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采取行动。他委派新上任的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前往云南查办此案。表面上看，这是对案件的重视，实则暗藏玄机。唐纵此前在军统局任职多年，深谙特务系统的运作方式，这样的人选显然更容易＂妥善处理＂这起敏感案件。 接到任务后，唐纵首先来到重庆。他召集了包括沈醉在内的几位保密局要员商议对策。在长达数小时的密会中，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囚犯中挑选几个因违反军统纪律而受处分的人，将他们带到昆明充当替罪羊。这个计划看似周密，但很快就被打乱了。 就在唐纵准备实施计划时，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突然打来电话，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很可能与此案有重大关联。这个消息让唐纵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立即带领沈醉、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四名得力干将火速赶往昆明。 到达昆明后，保密局云南站长王巍向唐纵汇报了详细情况。证据显示，李公朴、闻一多的遇害确实与霍揆彰有关。然而，这个发现让唐纵陷入了两难境地。霍揆彰为陈诚系统之关键人物，其所处地位举足轻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追查到底，不但会开罪霍揆彰，而且会激怒陈诚，这将给唐纵的仕途带来灭顶之灾。 在随后的调查中，霍揆彰的态度耐人寻味。他觉得蒋介石派唐纵前来昆明调查，实则是在向他释放善意。因此，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约束部下不严，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则避而不谈。这种态度更加印证了他与案件的关联。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唐纵不得不将调查进展详细电告蒋介石。蒋介石旋即意识到，凭唐纵的层级，实难处置这般棘手的案件。于是，他派遣了一个高规格的工作组奔赴昆明，成员涵盖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以及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等人，以协助唐纵处理该案件。 至此，这起震惊全国的＂李闻血案＂的调查进入了关键阶段。表面上看，最高层展现了查明真相的决心，但实际上，一场更大的掩盖行动正在酝酿之中。而那些即将被推上替死鬼位置的无辜者，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随着顾祝同等人的到达，案件的处理方向逐渐明朗。云南省主席卢汉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只公布闻一多案的调查结果，暂时搁置李公朴案，以免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也符合当局息事宁人的意图。 在张镇、周剑心的主导下，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开始编造一个＂合理＂的案件说明：宪兵李文山、汤时亮在执行监视任务时，因听到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批评时政，一时血气上涌，擅自开枪将其击毙。这完全是个人行为，与其他人员和部门无关。这样的说法既给了民众一个交代，又避免了追查更深层的真相。 1946年8月15日，公审现场气氛凝重。法庭庄重宣布，李文山、汤时亮被判处死刑。表面上看，正义得到了伸张，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在行刑时，霍揆彰安排了两名本就该处决的死刑犯顶替，而真正的李文山、汤时亮等十余人早已在家属的陪同下，被专车送往大理，由当地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暗中保护起来。 这种草草了事的处理方式激起了巨大的民愤。知识分子、学生和普通民众都看出了这场公审的虚假性，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只能将愤怒深深埋在心底。这起案件成为了国民党统治正当性进一步丧失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在料理完“李闻血案”之后，唐纵旋即着手整顿警察系统。他首先要摸清全国警察的具体数量，制定了一系列调查表格，要求各地填报。这项工作开始时信心满满，但直到国民政府撤退，这项统计工作仍未完成，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下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在此期间，唐纵还不得不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安置军统局缩编后的大量特务人员。这些人大多是抗战时期仓促招募的，既无专业背景也无相关学历。唐纵采用了一种变通之法，把他们送进中央警官学校进行短期培训，而后充实到各地的警察系统之中。如此一来，人员安置问题得以解决的同时，警察队伍也得到扩充，实乃一举两得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