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上将是一位战神，也是一位酒神。他与别人在一起喝酒时，有个规矩：每宴，必先自己满饮一杯。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世友不仅是当时的重要军事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酒品鉴赏家。在建国之初，许世友对酒的选择展现了极高的品味，他专门挑选了中国北方的白兰地、西南地区的贵州茅台酒和东南的安徽古井贡酒作为其主要的饮用酒。 许世友对酒的管理同样严谨，他将私人饮用的酒和公务用酒区分开来。私人饮用的酒，由他个人支付并亲自保管，每个月花费大量工资用于购买。而在公务接待中所用的酒，他则专门聘请保管员来负责。 1953年，许世友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司令，前往朝鲜战场参与战斗。出征前，他带去了数箱白兰地，以此解除战场生活中的饥渴和压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世友的酒量并未减少，反而因酒精的长期摄入，导致了严重的肝脏疾病。在他完成自传体作品《我在红军十年》后，得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然而，许世友并未减少饮酒，而是用这笔稿费购买了更多的茅台酒，每日饮酒成为了他的日常。长期的酒精摄入最终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恶化。 1985年，许世友的肝病进一步恶化为肝癌。癌症的扩散使他饱受痛苦，即使大量的麻醉剂和镇定剂也难以缓解他的痛楚。在病痛难忍的时候，家人尝试用茅台酒滴入他的嘴里，许世友竟然在酒精的作用下暂时安静下来。 在1933年初，许世友率领的红34团攻克了川北的战略要地巴中。 巴中解放四天后，团部组织了一次庆祝晚宴。宴会结束后，许世友找到了他的老部下吴庭辉，请求他提供酒精。吴庭辉遂舀了一脸盆的玉米酒给许世友。这一行为虽小，却引发了上级的注意。 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得知此事后，感到必须正面处理。在一次团以上干部的大会上，陈昌浩明确重申了禁酒令的严肃性，但对于许世友的行为，他给予了特殊的宽容，宣布许可他适量饮酒。此决定虽有争议，但陈昌浩坚称，除非有人能比肩许世友的酒量，否则禁酒令依旧有效。自此，许世友成了红军中唯一被允许公开饮酒的将领。 毛主席本人也曾是酒精的好友，但他深知饮酒的利弊。在一次交谈中，毛主席提到酒精易于结交朋友，但也可能导致失误。许世友聆听后，表达了对战时自律的承诺，即在排兵布阵前、战斗中以及战败后均不饮酒，而只在战胜后庆祝时饮酒。 毛主席对许世友的回答表示赞赏，并在交谈中形成了所谓的“约法三章”——一个既实用又具个性的饮酒协议。 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中，红军的长征这一段艰苦卓绝的历程中，不仅是自然环境的挑战，红军还需与各地的民众和各种文化进行交流与互动。在这些互动中，有一件事尤其引人注目，那就是红军与地处偏远山区的彝族山寨的一次不同寻常的交流。 在穿越四川山区时，红军部队必须经过一个彝族的山寨。这里的山民以其豪饮闻名，而寨中的领袖，也是一个以酒量著称的强人。当他得知红军中有着酒量惊人的首长许世友时，他便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要求——任何想要通过他领地的人，必须通过一场酒量比拼。这种“喝酒过寨”的传统，虽然看似简单，实则是对来客的一种考验，也是山寨展示豪迈与开放性的一种方式。 在清晨，随着第一缕阳光照亮山寨，红军部队与山寨民众汇聚在一起。场面是那么的热闹非凡，男女老少都聚集来观看这场少见的比试。山寨的中心地带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一个巨大的酒缸摆放在中央，旁边是正在烤制的鹿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许世友接受了挑战。山寨王首先更换了酒碗，他拿出一个刻有图腾的巨大海碗，示意比赛的严肃与传统。许世友面对这未曾见过的大碗，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退缩的意思，他镇定地询问比赛的规则，并迅速接受了挑战。 比赛开始，许世友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三碗浓烈的酒。他的表现赢得了在场山民的喝彩，这不仅是对他酒量的认可，也是对他勇气和胸怀的尊重。山寨王虽然也跟着喝下三碗，但在随后的比拼中，随着酒力的上升，他开始感到力不从心。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山寨王最终因酒力过大而昏倒，而这一幕，也象征着红军的坚韧与毅力。 最终，山寨王昏倒后，寨中的人民不仅没有任何敌意，反而将烤熟的鹿肉分给了红军，象征着对红军的尊重与接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