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兵败的吴佩孚带着卫队逃到邓县，于学忠带着手下六个师长出门迎接，态度一如既往，这让吴佩孚感动不已。 1904年，于学忠以从毅军所办的随营学堂毕业，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则是同学徐永昌。 毕业后，他进入了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 毕业后，于学忠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父亲所在的毅军。 他逐渐从排长、连长等职务做起，直到1914年，已成为热河林西镇守使米振标的中校副官长。 同年，于学忠的表哥赵荣华担任北洋第18混成旅旅长，驻扎在湖北。 赵荣华电召于学忠前往襄阳，任命他为炮兵营营长。 于学忠参加了对皖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的战斗。 他成功包围了吴光新的司令部，并缴获了敌军的兵员和装备。 尽管吴光新的部队发生了哗变，但于学忠成功保持了阵地。 1922年，吴佩孚派赵荣华与于学忠联手援川。 于学忠带领部队先后征战万县、梁山、垫江、重庆等地。 赵荣华虽然以鄂军援川总指挥的身份驻守重庆，但其性格傲慢，最终吴佩孚决定免去赵荣华职务，任命于学忠为第十八混成旅的旅长。 川局局势稳定，于学忠得到吴佩孚的允许，率部返回湖北。 1925年，吴佩孚在汉口就任了“讨贼”联军总司令，并任命于学忠为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 于学忠将第十八混成旅扩充为第二十六师，并重组了各个兵团。 随着北伐战争的爆发，于学忠奉命赶赴宜昌，成为长江上游的副司令。 战争中，吴佩孚的军队失利，于学忠带着部队撤往河南南阳、邓县等地。 吴佩孚遭遇了众将的背叛，最终在困难的局面下决定南行寻求新的支持。 在这一期间，于学忠坚决支持吴佩孚。 1927年，北伐战争宣告结束。 吴佩孚带领着仅有的一支卫队，匆忙撤退至河南南阳，随后接受四川军阀杨森的邀请，开始了南下。 经过邓县、襄樊和宜昌等地，最终抵达巴东，杨森亲自迎接他前往白帝城。 邓县在民国时期因匪患严重而闻名。 几乎每一座山寨都有数十到百人的匪帮，时而聚集，时而散开。 为了避开北伐军的追击，吴佩孚决定避开主要道路，选择了土匪经常出没的小路。 吴佩孚不希望与土匪发生冲突，因此每到一个山寨时，他都会派士兵送去“吴佩孚”的名片。 土匪并未阻拦，反而主动为他提供通行，并赠送一些钱粮。 吴佩孚也利用这一机会，将多余的枪支和弹药送给土匪。 与此同时，他也通过招降纳叛，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在邓县，当地有一位李姓财主，不仅资助了吴佩孚物资，还设宴款待他。 酒席间，李财主要求吴佩孚留下墨宝，吴佩孚随兴所至，写下了“此去蛟龙入大海，中原沦为雀鼠乡。” 李财主却将其视为珍宝。 吴佩孚心中仍然期盼借助杨森的力量东山再起。 然而，杨森得知他在邓县招募土匪的事情后，只同意吴佩孚带卫队进入四川，而不允许他大肆行动。 吴佩孚最终入川后，反而被杨森严密监视。 当大部队安全通过后，仍有一些伤兵和家眷滞留在后。 土匪们看中伤兵身上的武器和马匹，提出交出武器可以保命。 然而，这些伤兵皆为正规军出身，他们最终与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虽然伤兵们战斗勇敢，但由于地形不熟和土匪的夜袭，许多伤兵最终死于非命。 与此同时，土匪们还对伤兵的家眷下手。 几名妇女在被土匪残忍对待后选择自尽，然而土匪们毫不怜悯，将她们尸体亵渎。 尽管如此，也有少数伤兵成功击退了部分土匪。 当吴佩孚去四川依附杨森时，于学忠决定下野，解除军职。 他将部队解散，退还所有军费，亲自分发给士兵。 在此后，吴佩孚带着少数部队前往四川，而于学忠则返回了家乡蓬莱。 在于学忠退役后的日子里，他的部队归冯玉祥统辖。 冯玉祥试图分裂这些部队，但部队的官兵却在于学忠的支持下联合起来。 许多部队成员前往蓬莱寻求帮助。 与此同时，张作霖联系于学忠。 最终，于学忠选择接受张作霖的提议，担任镇威军第四方面军团第二十军军长。 在协助抵御冯玉祥西北军进攻时，于学忠展现了出色的指挥能力。 1929年，随着张学良全面接管东北军政，于学忠被调往山海关，担任临绥驻军司令。 1933年，张学良因热河失陷而被迫辞去职务，临行前，他将大部分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于学忠。 在张学良离开东北后，蒋介石迅速采取措施整编东北军，于学忠的第1军被改编为第51军，编制内有三个师，分别由李振唐、陈贯群和杜继武担任指挥。 日军在此时曾主动向于学忠伸出合作的橄榄枝。 然而，于学忠对日本的诱惑始终不为所动，他镇压了日军指使的土匪，并坚决平定地方治安问题。 1945年，因反对内战，于学忠遭遇国民党当局的排挤，最终决定辞去军职，前往重庆担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1949年，蒋介石将其迫使前往台湾，但于学忠选择隐居四川。 参考文献：[1]章福美.武将文臣:吴佩孚与顾维钧的关系初探[J].晋阳学刊,2024(2):10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