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有个叫藤井猛的日本人，天天在中粮香港前喊「毛主席万岁」。大陆这边情报部门的人受不了了，想看他搞什么名堂，就出来一位说，「朝枝先生，进来谈谈吧，翻译咱就不需要了吧」。 1950年代，通过香港，新中国能够开展与世界的贸易。 许多人员混杂其中，无论是从事商业贸易的人员，还是负责新闻报道的记者，甚至是参与情报工作的各类人士。 1954年，一名男子出现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的中粮油进出口公司。 他走进大厦，径直站在公司房间中央，大声呼喊毛主席万岁。 但他没有继续与人交谈，也没有提出其他要求。 喊完口号后，他转身离开，去了附近的一家粤菜馆就餐。 接下来的几天，这名男子准时出现在相同的地点和时间，做出同样的举动。 公司的负责人开始感到疑虑。 于是，他们开始对这名男子展开调查。 调查的结果很快揭示男子是藤井猛，来自一个名为“东京丸一商事”的日本商社，经营着一条小型的渔业生意。 这家公司的规模并不大，生意也相对简单。 调查人员回忆起，藤井猛的名字在战前的东南亚特工活动中并不陌生。 经过进一步的查证，发现藤井猛的真实身份竟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军事间谍朝枝繁春重合。 朝枝繁春原为日本陆军的一名中佐，曾在东南亚地区执行间谍任务，并且在侵华战争期间，他曾参与了对中国的战略规划。 朝枝繁春于1939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进入军队后迅速获得了“军刀组”的荣誉。 然而，他最终只担任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的中佐职位。 在战争爆发后，朝枝曾参与策划针对中国的进攻。 根据调查结果，朝枝繁春在1941年悄然换上了藤井猛的身份，并被安排至宝岛的特务机关。他的任务是收集南洋地区的情报，并且参与了对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朝枝繁春起草一份《参谋总长训令》，指挥关东军按部就班地投降。 任务完成后，他便飞往了满洲。 然而，朝枝背负销毁所有关于731部队的犯罪证据任务。 731部队，是日军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和生物武器研究的工具。 朝枝繁春在长春对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明确表示，如果这些实验的秘密被世界知道，天皇将面临作为战犯的起诉。 他坚决要求将所有证据彻底销毁。 然而，随着苏军的推进，朝枝繁春在1945年被逮捕，关东军的高级军官被押往苏联的战俘营。 他自己也被送往了伯力。 1949年，苏联出人意料地将他释放，这段期间，他并未在苏联遭受过过度的审讯。 1954，苏联驻日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拉斯特波罗夫叛逃美国。 拉斯特波罗夫的叛逃暴露了苏联情报网的许多细节，包括他通过日军战俘收集情报的方式。 朝枝繁春也被揭露出曾是拉斯特波罗夫的情报网成员之一。 原来，朝枝繁春在战后，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列为战犯，于是通过苏联情报机构与苏联达成了某种协议。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濑岛龙三等人曾作为证人出庭。 朝枝繁春深知，一旦被列入战犯名单，将面临重刑。 苏联情报机构为他提供了某种庇护。 他与美国的关系却始终较为宽松。 随着麦克阿瑟于1950年宣布结束对战犯的追查，朝枝繁春得以在日本恢复自由。 进入五十年代后，朝枝繁春开始尝试进入香港的商业圈。 他的行动引起了中方的高度关注。 当他在香港街头高声喊口号时，迅速引起了中方的警觉。 他与一位中方处长的偶遇，最终促成了合作。 中方发现，朝枝繁春对中国市场有着独到的眼光，尤其是在对虾的贸易问题上。 在当时，中国缺乏冷藏设备，对虾大量捕捞后几乎无法处理。 朝枝繁春提议帮助将这些对虾销往日本求。 他亲自带领大洋渔业的专家德丸从广东悄然前往北京。 最终，他们成功谈定了一笔重要订单，涵盖了1000吨对虾、1000吨海蜇、3000吨广东香蕉、1600吨天津板栗等多个品类的农副产品。 随着更多的商品如渤海湾对虾、天津板栗、广东香蕉等陆续进入市场，朝枝帮助东京丸一商事拓展了与中国的深度合作。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朝枝的努力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7年，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客人时，特意询问了朝枝的生意状况。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东京丸一商事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更广泛的农副产品领域。 参考文献：[1]张骏,樊睿.借鉴外部经验 拓展香港贸易新格局——基于若干跨境电商枢纽城市案例的比较研究[J].城市观察,2024(4):48-69160,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