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戴季英翻过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一页，在恢复了组织关系的同时经中央批准可以享受一定的省级干部待遇，后来他便被安置居住在了河南省委北院。 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戴季英勇敢地投身于黄麻起义和独树镇战斗等重要历史事件。在黄麻起义中，他与陈再道等革命先驱并肩作战，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陈再道后来在纪念黄麻起义65周年时，仍然称戴季英为＂同志＂，充分肯定了他在革命斗争中的贡献。戴季英在黄麻起义中展现出非凡指挥才能，作为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和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他统筹调度，令三万多名农民在11月13日夜间向黄安城猛攻。清晨时分，起义军成功突破城防，将县警备队全歼并活捉县长，从而宣告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虽因国民党军队猛烈反扑起义终未成功，但戴季英果敢无畏的行动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先后担任黄麻县委书记和鄂豫皖省委委员，积极参与反“围剿”斗争。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时，他留守根据地，重新组建红25军并任政委，同时兼任七十四师政治委员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带领部队与敌人展开顽强抗争，成为根据地坚持斗争的重要领导人。1934年11月，红25军踏上长征征程，在艰苦行军中，他先后担任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参谋长，凭借卓越智慧和坚定信念，协助部队冲破重重险阻，顺利抵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为中央红军的胜利营造了有利条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戴季英投身抗战，先后出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和支队政委，继高敬亭遇害后更担任政治部主任，带领部队在皖东地区与日伪军激战频仍，不仅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使第四支队逐渐发展成为新四军中的一支精锐力量。 戴季英不仅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也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领导者。在独树镇战斗中，刘华清同志受伤后本应被安置在当地，但他坚定地表示要继续跟随部队。戴季英看到刘华清的决心，便破例允许他继续参战。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戴季英对战士的关怀和理解，也激励了更多的革命者为理想而奋斗。 在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戴季英以其独特的领导魅力和人格力量，团结和鼓舞着身边的战士。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正如张策老前辈所评价的那样，戴季英在革命工作中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的一时失误，就抹杀了他为革命事业所做的一切。 1984年，对于戴季英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翻过了人生中最沉重的一页。经过组织的审查和中央的批准，戴季英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享受着省级干部的待遇。离开了革命战场的戴季英，安然地在河南省委北院度过了晚年生活。 然而，戴季英跌宕起伏的一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在建国后公然要官，最终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戴季英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常委及开封市委书记，原本这一安排是组织对其长期革命贡献的肯定，然而他对这一职务极为不满。自20世纪20年代起，便在党内担纲重任，历经长征、抗日和解放战争，尤其在解放战争期间曾任河南区省委书记，如今却仅掌管开封一市，令他觉得才华大施不足。对更高职务的渴望逐渐在心中滋长，他认为凭借自身丰厚的功绩，应当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或更高层次的领导。随着内心不满日增，戴季英言行开始流露出傲慢自负的倾向，他屡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与省委决策相悖的意见，甚至在干部会议上直指省委领导的短处，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党内的组织纪律。工作中，他消极应付，使得开封市委一度陷入无核心混乱状态。1951年末，愤懑情绪达到顶点，他向中央及毛主席递交了一封信件，详细罗列自己过去的革命功绩，毫不掩饰对当前职务的轻视，同时直言要求调任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这一错误的决定，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犯错并非戴季英的本意，但这一失误确实给党和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晚年的岁月里，戴季英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他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并且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戴季英意识到，作为一名革命者，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个人的欲望所蒙蔽。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失。 尽管戴季英在晚年时期犯过错误，但正如张策老前辈所言，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的失足，就完全否定他一生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评判一个人，需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全面而辩证地看待他的一生。戴季英虽然走错了路，但他在革命道路上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