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格瓦拉离世时，他的尸体被敌人剥光衣物，放在手术台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然而，他怒目圆睁，微微张着嘴巴，身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20世纪后期，美国年轻人的衣服上开始出现一位戴着贝雷帽的硬汉形象。他英俊、留着大胡子，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贝雷帽上的红星标志着革命者，在冷战时期，这个标志通常意味着反叛和革命。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者往往是政府的敌人，而年轻人将这位人物的形象印在衣服上，宣扬他们的“反主流”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大胡子革命家成为全球文化符号，他的名字是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并非格瓦拉的本名。实际上，“切”在美洲中部的语言中意味着“热烈地打招呼”。在游击战斗中，格瓦拉因表现英勇，战友们每次见到他时，都会高喊“切·格瓦拉”。渐渐地，这个词成了他的名字。格瓦拉的本名是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在他未加入革命之前，人们通常称他为“埃内斯托”。 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格瓦拉从一开始就对苏联有着好感。毕竟，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哥”。因此，格瓦拉的许多经济政策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例如他推动发展重工业，并从西欧各国引进机械设备，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他的西欧之行正是为了此目的。 然而，格瓦拉对苏联的态度并非全然无保留，他对苏共高层的腐化非常不满。他反对官僚主义，工作严谨，生活节俭，避免浪费，甚至参与义务劳动。在担任政府官员时，他常常带着的最多的东西就是笔和笔记本。在一次访问中，苏联官员为他准备了奢华的瓷器餐具，他看到这些高档餐具时，幽默地说道：“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瓦列格兰德村的一间简陋小屋里，一具男尸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尸体没有衣物遮掩，双眼怒睁，微微张着嘴，身上的弹孔清晰可见。这具尸体正是切·格瓦拉，古巴革命的传奇人物。 格瓦拉出生于1928年，阿根廷一个富裕家庭。年轻时，他游历南美，亲眼目睹了底层民众的苦难，这深深激发了他对不平等现象的愤怒。1955年，格瓦拉加入了由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投入了古巴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个人魅力，格瓦拉迅速成为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然而，革命胜利并未让格瓦拉停下脚步。在他看来，这仅仅是开始，漫长的革命道路还远未走完。他观察到，许多曾经的革命战友在胜利后迷失了方向，放慢了脚步，那些曾经充满理想的战士，如今变成了享受权力与财富的既得利益者。对此，格瓦拉深感失望，并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古巴，继续他的革命事业。 1965年，格瓦拉悄然离开古巴，首先前往非洲支援当地的独立运动。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他在非洲的努力未能成功。随后，他转向南美，在玻利维亚组织游击队，试图在安第斯山脉点燃革命的火焰。 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捕。次日，在美国中情局的默许下，玻利维亚军方对格瓦拉执行了死刑。据说，行刑前，一名士兵问他在想什么，格瓦拉微笑着回答：“我在想不朽。”枪声响起，子弹穿透了这颗永不妥协的心脏。
卡斯特罗一直强调，“人道主义革命”，他认为古巴既不要右派专制，也不要左派专制。他在1959年访问美国时，承诺不会没收私人财产，甚至重申了反共立场。然而，格瓦拉则与此有所不同，他心中只有革命，认为革命必须不断进行，并且要不断地推翻旧有体制。他把古巴当做“试验田”，希望把古巴人民改造为“新人”，这些新人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成为“革命机器上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格瓦拉要求人民进行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并为了防止消极怠工，设立了“危害生产罪”来惩罚那些缺勤的工人。对那些不满现有劳动制度的人，他也设立了“劳动裁判所”，并加以各种形式的惩罚。格瓦拉要求人们的生活要无比“纯洁”，凡是“行为不轨者”，“有违法倾向者”，“流浪者、无业游民”，甚至留长头发的青年、听西方音乐的人、穿紧身裤的人、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都被视为违反了革命道德，一旦发现便会被送进劳动营。 1967年，格瓦拉选择前往玻利维亚，他认为该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农民和矿工会支持他的游击队，他的部队能够与当地战士打成一片。然而，格瓦拉一开始就与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蒙赫发生了冲突。 蒙赫认为，如果战斗要在玻利维亚境内进行，他应该获得领导权，而格瓦拉坚决表示：“我绝对不能接受。军事司令应该是我，这个问题上我不允许模棱两可。”双方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决裂，蒙赫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当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时，他们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雄地死去，但不要指望能够成功。”不幸的是，蒙赫的话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