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徐志摩探班民国女明星俞珊，聊得正欢时，俞珊突然想要小解，徐志摩便双手捧着痰盂大献殷勤：“痰盂来哉！”妻子陆小曼知道后并不气恼，从洗手间拿出一样东西来，徐志摩瞬间脸红耳赤。
1918年，21岁的徐志摩离开北大，远赴美国求学。他进入克拉克大学攻读银行学，仅用了十个月便完成全部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深造，顺利取得硕士学位。四年后，徐志摩以特别生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剑桥的日子里，他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灵感缪斯——林徽因。
林徽因的出现给徐志摩带来了震撼与激情，但此时的徐志摩已经和张幼仪结婚，甚至有了一个儿子。林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华，但她始终谨守理智与分寸，没有被感情冲昏头脑。面对徐志摩的追求，她选择了退却，并很快返回中国。林徽因的拒绝让徐志摩深感挫败，他曾一度感慨青春与梦想的破灭，但那份对未来的渴望与追求依然在内心燃烧。他将自己的情感与理想寄托于文字之中，写下了《去罢》等诗作。
徐志摩189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徐申如是当地有名的实业家，经营着酱园、生意兴隆的钱庄和布行，家境殷实。1908年，徐志摩在家乡的私塾开始学业，师从张树森，奠定了扎实的古文学基础，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0年，年仅14岁的徐志摩来到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堂（现杭州高级中学）。他在校刊《友声》上发表了人生第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社会关系》，提出了“宜竭力提倡之”的主张，展现出早慧的文学才能。
1915年，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但他天性不羁，对枯燥的课程缺乏耐心，很快便转至天津北洋大学攻读法律。1917年，徐志摩进入北京大学就读，开始真正燃起对文学的热情。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的熏陶，愈加向往婚姻与个体的自由。
1930年，当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感情陷入微妙的僵局时，一位名叫俞珊的女子闯入了他的生活。彼时，俞珊已是话剧界炙手可热的明星，她的《莎乐美》剧照和戏服被徐志摩视若珍宝，挂满书房。
俞珊常以请教为名，登门拜访徐志摩。起初，陆小曼对这位漂亮的＂情敌＂并不十分在意。但随着俞珊来访愈发频繁，两人眉目传情，言笑晏晏，陆小曼再也坐不住了。她直觉俞珊这个女人＂有肉感＂，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
一天，徐志摩如常去剧院探班俞珊。两人聊得火热，俞珊却突然神色慌张，嚷嚷着要方便。情急之下，向来彬彬有礼的徐志摩顾不得体面，抄起就近的一只痰盂，双手奉上，口中还温柔地哄着:＂痰盂来哉！＂
消息传到陆小曼耳中，出乎意料，她并未当场发作。只是冷冷一笑，走进洗手间，拿了样东西出来。徐志摩定睛一瞧，脸＂腾＂的烧起来了——那分明是只夜壶！
夜壶，多粗鄙龌龊的器具！可落在陆小曼手里，便有了郑重其事的意味。她正色道:＂俞珊是个茶杯，你往里头倒什么，她就盛什么。而你是我的牙刷，只能由我一人使用。＂言下之意，徐志摩君子端方的面具被当众剥下，露出了猥琐龌龊的嘴脸。
徐志摩自知理亏，自此对俞珊敬而远之。这桩闹剧暂且揭过，但陆小曼的怒火并未平息。她深知徐志摩天性风流，对俞珊暂时敬避三舍，不过是迫于压力，并非真心悔改。倘若俞珊肯对他＂牺牲色相＂，只怕徐志摩又要把持不住。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起于长辈安排。在张君劢的撮合下，徐志摩与张幼仪结为夫妻，然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便充满了矛盾。张幼仪虽对徐志摩一片情深，但徐志摩对她的感情却始终缺席。在他看来，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束缚，是对个人自由的压抑。
1922年，徐志摩留学英国期间与林徽因相遇，进一步坚定了他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回国后，他公开发表了一封《离婚通告》，结束了与张幼仪七年的婚姻。这一事件震惊了当时的社会，外界纷纷指责林徽因是“破坏者”，然而事实上，林徽因的拒绝与理性选择在徐志摩的婚姻破裂中扮演的更多是“唤醒者”的角色。
徐志摩出身富裕的商人家庭，自幼便没有为生计所困扰，这使他可以全身心投入自己钟爱的文学与艺术事业。但这种出身也让他对生活的现实面较为疏离，缺少与艰难困苦直接对抗的深刻体验。梁实秋曾指出，徐志摩的幸运与不幸皆源于此。
他的直率和天真，时常流露出不近人情的一面，甚至让人误解。温梓川在回忆中曾提到，有人送梨子到徐志摩家，趁他不在，拉开抽屉拿信笺留言，结果被徐志摩撞见，严肃地责备他不该私自翻动抽屉，甚至提到“小曼也不敢这么做”。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徐志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与闻一多等人共同领导了新诗“创格”运动，主张追求艺术形式的精致与完美，反对当时新诗散漫的倾向。1926年，他在《诗刊弁言》中明确提出：“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作为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他是格律诗理论的忠实践行者。他的尝试不仅丰富了新诗的体式，也为新诗的发展带来了严谨和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