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对谁打第一枪的问题，现在已不重要了，有利才能打 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入侵，更是一个古老帝国被迫直面现代化战争的残酷时刻。当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既无法应对，也看不清形势。一位英国商人李欧尔卡克在北京写下的话，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辛酸——中国就像是向全世界发出广告：这里有一个富有却不愿打仗的帝国。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深深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这个称号的由来并非偶然：西洋打不过，东洋打不过。清政府的军事实力之弱，远超想象。即便到了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但在实战中仍显露出致命的软肋——不是装备落后，而是决策层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古代。 1886年发生的长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北洋水师访问日本长崎，因一场冲突导致双方人员伤亡。提督琅威理主张借机教训实力尚弱的日本，但李鸿章却选择了外交解决。表面上看是化解了危机，实则错失了以军事手段确立优势的机会。这一决策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师出有名＂思维的局限。 随后的历史证明，这种过分谨慎的态度并未换来和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仅用两个月就占领了东北三省；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华北大地很快沦陷。每一次，我们都在等待＂正当理由＂，等待＂外交转机＂，但等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这个评价不仅指向民族的团结，更指向决策的魄力。 历史的教训并非全是灰暗。在民族危亡之际，仍有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其轰轰烈烈的十年抗争，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意志。这场运动让数千万生灵涂炭，耗尽了清朝的精锐和财力，但它的意义在于，证明了中国人民并非甘于屈服。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勇士，用生命诠释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气节。 历史总在重复，却也在进步。从1840年到1949年的百年沉沦，是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期，但这段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启示：一个国家如果只讲＂师出有名＂，不敢于在必要时刻采取果断行动，最终必然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正如戴旭所说，现在的中国人仍在纠结＂谁打第一枪＂的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值得深思。我们需要记住历史，但更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在维护国家利益时，果断而明智地作出决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4月的海南岛战役。当时，如果不是果断出手，海南岛的归属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不仅确保了海南岛的收复，更为后来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重要经验。 近年来，南海的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岛礁建设，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感和控制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华阳岛的建设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从一个礁盘发展成驻军岛屿，展现了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决心和能力。 这些历史经验表明，在现代战争中，＂第一枪＂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重要的不是谁先开火，而是如何通过军事行动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正如戴旭所说，关键在于战争能否为国家带来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纠结于谁是先动手的一方。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军事战略的制定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利益与正义的关系、国际舆论的影响、军事与经济的平衡，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新时代的军事战略，必须建立在对这些因素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 戴旭关于＂谁打第一枪已不重要＂的观点，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新时代，军事战略必须更加注重实效性。不是简单地遵循某种固定模式，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选择。 这种新的战略思维，既是对传统军事观念的突破，也是对现实需求的回应。它要求我们在制定军事战略时，既要有全局视野，又要有问题导向；既要重视军事手段，又要善于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既要着眼当前，又要谋划长远。 展望未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必将继续演进和发展。但无论如何变化，维护国家利益始终是根本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与时俱进；既要有维护和平的诚意，又要有捍卫利益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