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主席发出一条手令。结果文件下达到周总理手上时，却被他私自扣下了，直接放进抽屉里锁了起来。后来总理去世，众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文件，看后无不泪流满面。 1974年的冬天，长沙城笼罩在一片寒意中。这一年，毛主席因身体原因来到湖南长沙修养。由于这次离京时间较长，各项国家大事仍需请示、汇报，周恩来总理便在12月份乘专机前往长沙。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革＂后期，国家百废待兴，各项工作亟待重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高层的人事安排显得尤为重要。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长沙的会面，除了日常工作汇报外，也包含了对未来人事任命的讨论。 在一番深入交谈后，毛主席拿起纸笔，写下了一份重要的批示。这份批示的内容是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担任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这个任命看似普通，实则意义重大。要知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副国级职务，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属于相当高的职位。 当周总理带着这份批示返回北京后，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与以往坚决执行主席指示不同，这次他将这份批示直接锁进了办公室的抽屉里。这个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考虑。 早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就和夫人邓颖超有过一个约定：只要自己还在政府工作，邓颖超就不在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这个约定源于周总理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夫妻同时担任高级职务容易引发不良示范，可能导致以权谋私的情况出现，最终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 这并非周总理的独特顾虑。在建国后的实践中，一些高级干部的配偶确实在政界担任要职。比如，有的女红军被授予少将、大校军衔，也有人担任副国级领导干部。但周总理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允许这种情况在自己家庭中发生。 周总理深知，邓颖超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以她的革命经历和能力，完全有资格担任较高职务。但为了坚持原则，维护党和国家的清廉形象，周总理还是选择了将这份任命压在抽屉里。 这份手令在抽屉中一直保存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当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这份被尘封近两年的文件，读到这份任命时，在场的同志们无不为之动容。这一幕，成为了新中国政治史上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也成为了周恩来总理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像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样的革命伉俪并不少见，但他们的故事却格外动人。邓颖超同志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位经历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家。建国后，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革命资历担任重要职务，但她选择了在全国妇联工作，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 何香凝曾送给周恩来夫妇一幅画，画中两朵盛开的红梅，其中一朵被另一朵的枝干遮挡了大半。这幅画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周恩来夫妇的人生写照：虽然两人都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邓颖超甘愿隐于幕后，成就丈夫的事业。 在日常生活中，周恩来夫妇更是严于律己的典范。建国初期制定干部工资标准时，邓颖超原本被定为行政五级，但周总理建议将其降为六级。这个决定得到了邓颖超的完全支持，她认为丈夫的决定必定有其道理。 周总理本人在工资待遇问题上也同样严格要求自己。据其前任行政秘书何谦回忆，当周总理得知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的工资为十三级时，主动提出要将自己的工资标准从十二级调低，与李银桥同志持平。何谦同志说，当时周总理还特意提到，自己比李银桥同志早参加革命两年，但仍坚持这样做。 受总理这种清廉作风的影响，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也都以此为榜样。何谦同志就主动申请将自己的工资级别降为十三级。这种从上到下的廉洁风范，在当时的政府部门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1976年初，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整理周总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了那份被锁在抽屉里近两年的毛主席手令。当看到上面关于任命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批示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动得落泪。 同年12月，中央按照毛主席生前的指示，正式任命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此后，她又担任了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邓颖超同志在晚年仍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的事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生动写照。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廉洁奉公，什么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