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末，有着“评剧皇后”之称的白玉霜正在天津北洋戏院演出，她身段婀娜，唱腔动人，观众们如痴如醉。“天啊！血！” 突然，一声尖叫在台下响起！白玉霜的戏服上赫然是殷红一片，而汩汩的鲜血还在顺着她的腿蜿蜒而行！有胆小的女观众被这情景吓得尖叫出声，演出被迫中断，而白玉霜也被人搀扶下台……“我死，也要死在戏台上!“
白玉霜，民国时期的著名评剧演员，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评剧皇后”。她的嗓音特点鲜明，低音宽厚且圆润，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音色优势。为了更加突显自己的优势，白玉霜大胆创新，创造了低弦低唱的演唱方式。她并不依赖高亢的嗓音来迎合观众，而是通过深沉且细腻的表演来打动观众。她的演技无论在火辣的激情还是细腻的情感表达上，都能够深刻传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然而，随着的声名鹊起，许多人开始关注她的戏班和私人生活，白玉霜在管理自己的剧团时，不免因事务繁忙而忽略了一些人际关系。就在此时，《新民报》的主编吴菊痴便因未能得到白玉霜的照顾而心生不满。他借机指使手下在报纸上编造关于她的种种谣言，污蔑她“摆架子、耍大牌、骄傲狂妄”，甚至公开“揭发”她的私人风流事宜。面对这些不实指控，白玉霜决定采取措施来化解这场风波，于是她请吴菊痴吃饭，并在饭桌上递给他一个红包，希望能够平息事端。
然而，吴菊痴在酒席后离开时，却突然被人抢杀。由于白玉霜是最后与他接触的人，日军毫不犹豫地将她逮捕。被带到监狱后，她遭遇了极其惨无人道的虐待。日本宪兵用棕毛绳残忍地折磨她，这种暴行给她带来了深重的身体伤害，也使得她从此落下了致命的病根。尽管她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才通过托人活动得以获释，但身体上的创伤始终未能愈合。她虽在台上继续演出，但由于病痛的困扰，她的表演逐渐显得力不从心。
1942年的夏末，天津北洋戏院内座无虚席。这座建于清末的老戏院，见证过无数名角儿的起落沉浮，而今天的主角是享誉津沪的＂评剧皇后＂白玉霜。她正在台上倾情演绎一出新戏，婉转的唱腔在戏院内回荡，观众们沉浸在她精湛的表演中。
白玉霜的每一个身段都是那样优美细腻，一颦一笑间尽显功底。台下的戏迷们都说，这些年来，能在评剧界独领风骚的，也就只有她了。舞台上的灯光映照着她精致的戏服，将整个剧场渲染得如梦如幻。
然而，就在演出进行到关键处时，一声惊恐的叫喊打破了剧场的宁静。有眼尖的观众发现，白玉霜的戏服下摆竟渗出了殷红的血迹，而且还在不断蔓延。鲜血顺着她的腿慢慢流淌，在台板上留下了触目惊心的痕迹。剧场内顿时骚动起来，有胆小的观众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惊叫连连。
演出不得不被迫中断，几个熟悉的戏班成员赶忙上前搀扶白玉霜。尽管面色苍白，但她仍强撑着不愿离场。直到实在支撑不住，才在众人的劝说下慢慢走向后台。这一幕，成为了北洋戏院难以抹去的记忆。
就在众人劝她暂停演出休养时，白玉霜却坚定地表示要继续演出。她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算是死，也要死在戏台上。这番话让在场的戏班人员都沉默了，有的甚至偷偷抹泪。他们都清楚，这位享誉华北的评剧名角，正遭受着病魔的折磨。
白玉霜的母亲一直希望她能够专心读书，学到一技之长，未来能够自立自强。于是，白玉霜在母亲的安排下跟随冷因学习，掌握了《国文》和《三字经》、《百家姓》等基础知识。随着“新书”的发布，白玉霜的学习变得更加刻苦，她常常学习到深夜才休息。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她已经完成了大量的书本阅读。
一天晚上，母亲看着已经消瘦的女儿，关心地对她说：“你白天上学，晚上又学习到半夜，整个人都像个书呆子，眼皮青肿，面色焦黄。既然如此，你读的书一定进展不小，念给我听听。”白玉霜于是开始朗读她所学的内容，念到《玉堂春》中的一句唱词：“那一日梳妆来照镜，门外来了沈延林。”
听到这些，母亲惊讶地问：“你念的是什么书？难道是唱本？”白玉霜本来就聪慧且对唱戏有浓厚兴趣，她渴望能和母亲一起去天津，依靠自己的演艺才能谋生。她坚信：“人挪活，树挪死，咱们全往天津。”
相比其他演员，白玉霜对自己要求极为苛刻，持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演唱方式，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低音婉转唱法，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尤其在表现悲剧角色时，她通过精准的掌控“反调”演绎，极大地提升了戏剧的情感张力。
1942年初秋的一个清晨，西风萧瑟，空荡的卧室里，白玉霜病重的身影逐渐奄奄一息。她的母亲李卞氏和弟媳韩素珍在她身旁守候，等待她的最后时刻。白玉霜已经骨瘦如柴，韩素珍泪眼婆娑地为她洗净全身，精心打扮，将她装扮成演出时的模样，戴上首饰、佩戴凤冠，脸上涂抹脂粉。
深受传统封建礼教束缚的李卞氏，为女儿操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做了杉木十三圆的棺材，每周给棺材上一次油漆，最终一共油了七次。亲朋好友前来悼念，送上道经，念经七天。母亲还为女儿准备了纸人、纸马、纸牛、纸房、纸轿，所有一切都为的是让白玉霜死后能够像“娘娘”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