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的女儿于佳易生于1954年11月，从小在上海接受系统的音乐培训，后来考入歌舞团。
1954年深秋，在上海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里，于会泳家中迎来了一个女婴，这就是于佳易。彼时的上海，是中国文化艺术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各类艺术院校、剧院、音乐厅星罗棋布，为无数怀揣艺术梦想的年轻人提供了成长的沃土。 于会泳生于山东威海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家庭出身贫寒，但他自幼表现出对旋律的强烈兴趣。尽管家中经济拮据，父母还是勉力支持他接受教育。到了中学阶段，由于手头实在无以为继，他只能无奈辍学，暂时返回家乡。回乡后，他在当地小学担任教师，日常教授孩子们识字、做算术之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翻阅进步刊物，逐渐接触到了共产党主张的各类思潮。那些新颖的观念深深地吸引了他，让他对未来的道路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1946年9月，于会泳主动找到胶东地区的党组织，坦诚表明出身及投身革命的心愿。组织上了解他对艺术的热爱和对改造社会的坚定信念后，将他派往胶东文化协会的文艺工作团。 在这个集体中，他先是协助排演一些宣传节目，随后逐渐专注于学习谱曲与编导。他对各类民族乐器抱有强烈好奇，无论是拉弦、吹管，还是敲击类的打击乐，他都全情投入。 期间，他还参与采集当地民间小调，把民歌素材进行分类整理，并出版了《胶东民歌集》，为胶东地区的民间音韵传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同年，他随部队转入东海军分区独立团的一支连队，担任文化干事，肩负着宣传鼓动与文艺演出的任务。在战地环境里，他深切感受到音乐能够在军心凝聚、士气鼓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48年，他辗转来到“前线剧团”，成为乐队的伴奏员，经常随队深入一线，为即将迎战或刚刚凯旋的官兵演奏各种节目。他时常把耳闻目睹的前沿见闻融入到音乐创作当中，一边保留民族风格，一边吸收外来手法，作品里既有雄壮激昂的曲调，也不乏抒情委婉的旋律。 1949年8月，这位年轻且极具潜力的音乐工作者被选送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由于他在前线和工作团的积累，使得他能在系统学习中如鱼得水。期间，他对中外音乐理论产生了更全面的理解，同时也在学院里接受正规训练，将先前零散的演奏经验逐步升华。那一年11月，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更坚定了他用艺术服务于国家与人民的初心。到了1950年秋，他因学业成绩优异而留在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既负责新作品的谱写，也带领年轻成员一起探讨如何在曲调里体现民族特色。 1952年11月，他被调到同一所院校的民族音乐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员，开始更深层次地研究民乐精粹。在此过程中，他既潜心挖掘我国各地域的民间音乐，又将自身创作与理论教学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们从传统旋律中汲取灵感。同时，他还参与音乐学院所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与其他研究者共享心得，旨在推进民乐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革新。 在学院的日子里，他结识了同在音工团工作的年轻女演员任珂。两人因为共同参与排演而逐渐熟悉，随着相处的加深，感情不断升温。在那些为演出忙碌的日夜里，他们互相关心与鼓励，得知彼此都为了艺术而努力付出，也对对方的才华与执着深为敬佩。1953年秋，于会泳与任珂喜结连理，学院里不少同事都为他们送上祝福。这段婚姻不仅是两人感情的结合，也象征着对音乐与表演共同追求的一种承诺。 1956年9月，于会泳出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组长，进一步整合学院的民乐资源和教学力量。他结合自己在部队文艺团、前线剧团以及学院研究室的多重履历，为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注入了宝贵实践经验。 与此同时，他在不同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见解，强调要将民间曲调与现代创作手段有机融合，不断挖掘中国乐器的独特表现力。他始终坚信，只有既尊重传统又敢于尝试，民乐才会在新形势下焕发更蓬勃的生命力。 1962年9月，他升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继续承担培育后继人才的重任。 于佳易自幼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间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著名音乐家于会泳的女儿，她从小就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音乐培训。 在上海，当时有着多所专业的少年儿童音乐培训机构，于佳易在父亲的安排下，开始了她的音乐启蒙之路。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于佳易开始接受声乐训练。除了基础的声乐课程，她还学习了钢琴和乐理知识。 这些专业的音乐训练为她日后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于佳易的音乐天赋日渐显露。在完成基础教育后，她参加了歌舞团的选拔考试。这次考试对于佳易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她凭借多年积累的专业功底和出色的表现，成功通过了考核，正式成为了歌舞团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