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李德。为什么说他呢？因为在中国红军，或者解放军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避不开的人物，他虽然是一个洋人，但却掌握着10万红军的生死，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之战红军元气大伤，都是李德的“神来之笔”！ 用彭大将军的话说：崽卖爷田心不疼，红军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都被“洋大人”折腾光了！ 那么，李德这个和中国八竿子打不着的外国人，哪来的那么大权力？ 1933年9月，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洋人。 此人的来头很大，中央专门举行了一场欢迎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的博古，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请热烈地欢迎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但为了保密和安全，从现在开始，我们对他的称呼，一律使用中文的“李德”！ 从这之后的一两年里，李德就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列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会议，制定红军作战计划；相信观众都知道，所谓的“顾问”，就是提提意见，供决策者参考，本身不具备任何的权力。 但李德却是一个例外，他被赋予了中央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掌控着10万官兵的生死。如果你有极强的魄力，可以带领红军走向新的胜利，那问题也不大，关键是，李德没有这个本领，在他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的败仗率直线飙升，最终把好不容易建起来的中央苏区都丢了！ 李德其实根本不懂得打仗，或者说对大兵团作战一窍不通，如果让他指挥一个营或者一个团，那勉强还能应付得过去，一下子指挥几万人就抓瞎了！ 李德号称参加过一战，还毕业于苏联最好的军校伏龙芝军事学院，但并没有打过几天仗，因为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苏联红军总部的情报部门，成为了特工，或许他搜集情报确实有一些造诣，不过带兵打仗，就只剩下了纸上谈兵，一到中央苏区，就直接指挥好几万的大军，不出问题才怪。 李德会到中国，主要是因为1931年6月，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交通站负责人牛栏被捕了，他奉命到中国参加营救，不过任务完成后却留了下来，也是在这期间，认识了让他后来成为红军“洋大人”的博古。 当时无论是中共还是苏共的地下组织，在上海都生存得很艰难，无法正常运转，中共临时中央已准备转移到瑞金。博古是中共中央的最高负责人，他知道去了瑞金，就得带兵打仗了，而自己过去枪都很少拿，更别提打仗了，于是去江西前，就让李德教教他怎么打仗，想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但博古不是这块料，一个头两个大，完全学不进去，想着不然就让李德跟他去江西吧！博古知道，李德参加过一战，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有这些金字招牌，指挥红军打蒋介石应该问题不大！ 从程序上来说，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而且共产国际有明确的指示：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单来说，李德作为顾问，只能提出意见和建议，不能干涉红军的行动，且不受命于共产国际，只受命于中共中央。 对于博古来说，李德的到来简直是“雪中送炭”，因为他到苏区后，发现这里都是凭本事吃饭的，想要建立威望，那必须得拿出真本领，比如指挥红军打一场大胜仗，但这恰恰是博古的短板，否则都不会找李德突击学习了。 李德到苏区后，不上前线实地考察，也不下基层了解情况，整天就窝在办公室看地图，在“闭关”了几天后，他拿出了新战法：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 你说李德不认真吧，他又把每一个碉堡要挖在什么地点，机枪、迫击炮要放在什么地方，都在地图上标得一清二楚。博古一看图画得这么漂亮，非常地满意，深感科班出身的果然不一样，比本土将领强太多了，于是要求部队必须按照李德的命令执行！ 有了博古的支持，李德就把欧洲的那套都搬到了中国，也不想想，苏区的地形气候、红军的武器装备和苏军一样吗？最后的结果就是红军打一仗败一仗，辛苦修建起来的碉堡，简直是敌人的活靶子，几轮炮火下来就变成了废墟。 在这之前，红军打仗是很灵活的，从不和敌人硬碰硬，现在完全是被动挨打！李德对自己迷之自信，每次打了败仗也不反思，还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将士们没有执行好他的指示，就连博古也是这么认为的。 有人会问，“三人团”中除博古、李德外，还有周恩来，他怎么不站出来反对呢？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只要是李德制定的方案，博古看都不看直接同意，举手表决的话，始终是二比一，周恩来也无能为力，而且这个时候，毛主席也已被他们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最后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出意外地失败了，被迫撤离了这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踏上充满未知的长征路！ 大家也慢慢看清了博古、李德的斤两，为了红军的命运，在遵义会议上，撤去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让毛主席出山。而李德，则继续跟着大部队走完了长征，并于1939年返回了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