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深夜，朱德正准备休息，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让他彻底慌了神。几分钟后，他立刻转身到书房，提起笔，埋头写下一封请罪书。
出生于莫斯科，朱敏在一岁时被带回中国成都，由姨妈和外婆抚养，一直以为自己是姨妈的亲生女儿。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逐渐得知自己的出生背景和父亲的真实身份。
1938年的成都，一张贴有朱德等人通缉令的画像成了她初次与父亲"相遇"的方式，这一幕深刻印记在她的记忆中。
朱敏的身世逐渐成为国民党追查的焦点，她的姨妈甚至因此受到审讯，坚称朱敏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以保护她。
在姨妈受到审讯并带着伤痕归来后不久，朱敏终于获得了与父亲朱德会面的机会。
这次重逢在延安的某个冬日发生，成为了她一生中最为感慨和心动的时刻。
朱德对女儿的爱显然深沉而复杂，尽管他们之间的相聚少之又少。
在延安的那段时间里，朱敏不仅见到了其父，还遇到了其他革命领导人，如毛泽东，这些经历为她日后的生活埋下了深刻的印记。朱敏也在这里体会到了革命者的生活和牺牲精神，尤其是在一次毛泽东的访问中，她感受到了领导们轻松的一面。
随后朱德做出了送朱敏前往苏联学习的决定。这一决策显然是出于对国家未来的考虑，也是对女儿独立成长的期望。朱敏与其他革命领导人的子女一起，乘坐飞机前往莫斯科，开始了她的国际教育之路。
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领袖的子女，他们在这里接受教育和训练，旨在培养未来的国际主义者。朱敏在这里的别名是“赤英”，意为“红色英雄”，这是她父亲朱德为她起的名字，象征着勇气和革命的精神。
在儿童院中，朱敏和其他孩子一样，十分谨慎，避免透露自己的真实背景。这种谨慎在院中的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院中的中国学生队队长毛岸英，尽管是毛泽东的儿子，但在公开场合从不透露这一点，总是以极其普通的方式提及其父亲，以避免身份暴露。
朱敏在儿童院的日常突遭变故，她的哮喘病发作导致她被送往位于明斯克郊外的夏令营进行疗养。在这里，她遇到了捷克共产党领袖日瓦沃的两个女儿，弗拉斯塔和米拉。
三个女孩在夏令营的共同经历让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1945年春，战争的转折点来临，德军撤退的消息传来，朱敏和她的两位捷克朋友一起逃离了夏令营。
他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一路向苏联方向逃跑。然而，在混乱中，三人不幸走散。朱敏最终被一名苏联红军发现，并带至收容站。
在收容站，朱敏最初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守口如瓶，只是简单地称自己的父母是普通的中医。然而，在确认了对方的善意后，她终于透露了自己是朱德的女儿。
这一消息震惊了收容站的政委，随后这一信息被迅速上传至更高的层级，最终引起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注意。
斯大林对朱敏的情况极为重视，立即下达了将其安全送回莫斯科的命令。
1946年初，朱敏返回国际儿童院，重新融入了那里的生活。
朱敏在1949年考入列宁教育学院时已是23岁，这是因为战争导致她的教育计划延后了四年。
随后的生活中，她面临了许多挑战和变迁，从个人的成长到面对生死的瞬间，每个阶段都密切反映了历史的压力和个人的坚韧。
1950年的夏天，朱敏决定结束长达十年未见面的父女隔阂，她从苏联返回中国，期待与父亲朱德的团聚。
归来时，她在中南海的一座清代建筑前与父亲和康克清重逢。这次家庭团聚带给她短暂的安宁和喜悦，然而，不久后她必须返回苏联继续她的学业。
朱敏在1953年顺利从列宁教育学院毕业。
同年，她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刘铮结婚，并很快怀孕。随后，按照父亲的要求，她回到北京准备生子并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职工作。这
段时间她的生活似乎步入正轨，然而，命运对她又有了新的安排。
1965年的某个晚上，朱敏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她在夜间回家途中不慎从悬崖坠落，生命垂危。这一事件紧急地触动了朱德的父心，他在面对是否使用特权直升机救援的决定上犹豫了，最终为了救女儿的生命，决定派直升机将她紧急转运至北京进行手术。
手术成功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不幸的是，朱敏因伤势严重和救治延误导致右眼失明。
朱德虽然救回了朱敏的生命，却也为使用了特权而深感愧疚，他撰写了一封请罪书表达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