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为本：论农民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启示 （2025年4月5日） 中国近现代史本质上是一部农民觉醒与革命的历史。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首个农民协会在萧山衙前诞生，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力量的科学论断，农民运动始终是撬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支点。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重思农民运动的历史逻辑与当代价值，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更是理解中国道路的关键切口。 一、历史必然性：农民运动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中国农民运动的高频爆发，根植于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结构性压迫。自汉代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表面上重视农业，实则通过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等手段强化土地兼并，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制度性压迫在近代与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交织，形成“三座大山”的叠加压迫。1920年代的湖南农村，地主仅占人口的5%却占有70%的土地，而占人口70%的贫农仅拥有10%的土地。当自然灾害与苛捐杂税叠加时，农民生存底线被击穿，革命便成为“活不下去”的必然选择。 这种压迫不仅限于物质层面。衙前农民运动中，沈定一揭露的“东脚费”等隐性剥削，以及地主通过宗法制度对农民的精神控制，构成全方位的压迫网络。正如毛泽东在考察中所见，农民对“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的渴望，不亚于对土地的需求，这揭示了农民运动既是经济斗争，更是文化革命的双重属性。 二、革命实践论：农民运动的改造力量 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超军事范畴。彭湃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权时，不仅开展土地革命，更创建平民医院、苏维埃银行，构建了新社会的制度雏形。这种实践印证了列宁关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论断，也打破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落后性”的偏见。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记录的“十四件大事”，实质是农民自发的社会治理实验：从禁赌禁毒到修塘筑路，从普及教育到组建自卫军，农民展现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广东农民协会在鼎盛时期发展至20万会员，其建立的农民自卫军不仅配合东征战役，更成为后来红色政权的武装基础。这些实践表明，农民不仅是革命的主体力量，更是新社会的建设者。 三、方法论启示：群众路线的雏形与演进 早期农民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基因。衙前农民协会通过夜校教育、标准斗改革等具体行动，将阶级意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斗争策略，这种“从群众中来”的工作方法，与后来延安时期的蹲点调研一脉相承。毛泽东在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通过“阻禁”“平粜”等经济斗争积累经验，再上升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过程。 这种路径选择具有世界性意义。与欧洲农民运动多依赖宗教动员不同，中国农民运动通过阶级分析实现政治觉醒。沈定一提出的“劳动者结成联盟”思想，与毛泽东“谁是我们的敌人”之问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这种理论自觉使中国农民运动摆脱了传统起义的循环宿命。 四、当代价值：乡村振兴的历史回响 农民运动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仍有镜鉴意义。当前农村面临的资本下乡冲击、空心化危机，与1920年代的地主经济存在结构相似性。当年农民协会推行的“三折还租”“土地公有”等政策，与现今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集体经济振兴形成历史对话。广东农民运动培养的800余名农运骨干，其精神遗产在今天的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中得以延续。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方法论层面。脱贫攻坚战中“精准扶贫”对农民主体性的激发，与当年“开调查会”的田野工作法异曲同工；乡村振兴战略强调的“自治、法治、德治结合”，亦可追溯至农民协会的自治实践。这些传承证明，农民运动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持续演进的社会工程。 结语 从衙前燃起的星星之火，到乡村振兴的燎原之势，农民运动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叙事。它打破了“农民保守”的刻板认知，证明了基层群众中蕴藏着最磅礴的变革力量。在城乡关系深刻变革的今天，重读农民运动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先驱，更是要汲取历史智慧——真正的社会进步，永远建立在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尊重之上。正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结语：“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这声跨越世纪的喝彩，仍在叩击着每个改革者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