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同事大姐，年轻时嫁给了本单位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可结婚不到半年，那小伙游野泳淹死了。
几年之后，大姐再婚，因为是二婚，只能找了个没正式工作的男人。好在改革开放了，大家都能凭本事吃饭。大姐生了个女儿，婆婆不高兴，想让大姐再生一个，大姐怕丢工作，没答应。
有一天去婆家，大姐发现婆婆在给一个女人伺候月子。她老公承认，孩子是他的，还保证说坐完月子就让那女人走。那女人哭得可怜，说愿意给他们家当保姆，只想留在孩子身边。中间还发生了很多事，说法不一，总之大姐又离婚了。
大姐一个人带女儿，女儿学习特别好，高考完学校门口还拉了横幅庆祝。大姐孩子上大学那几年，我和她同一楼层办公。大姐那时候红光满面，虽然是中专生，但函授读到了本科，还兴致勃勃地考各种证，养了只猫。
她女儿研究生毕业进了某国有银行总行，还解决了户口。大姐春风得意，天天都开心。可没两年，女儿查出了一种血液病。我们单位组织捐款、探望。我见到大姐都不敢叫她，她发根两三指宽的地方几乎全白了，手特别凉，皮和骨好像分开了，触感吓人。
大姐治了女儿好几年，还是没留住。孩子走了之后，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大姐正式退休了。听说她信了佛，住到庙里了。
人们聊起她，没有不掉泪的。大姐人很好，不应该这么苦。好在她房子紧挨着一中新校址，成了学区房，价钱好。有人想让大姐把房子租出去挣点租金，大姐没同意。房子里还保留着她女儿在时的样子。
后来，大姐的房子被贼盯上了。她回来拿换季衣服时，发现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要被搬空了。我家里有个当警察的亲戚说，大姐当时只是不成声不成调地一直叫，邻居报的警。屋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客厅里还被拉了屎。
大姐说，她认为重要的东西没办法定损，所以拒绝配合登记失窃财物。她丢的东西，没法儿赔。大姐干脆给房子刮了大白，租出去了。她说，这也许就是她该放下的时候了。
又过了几年，去年过年前，我那个当警察的亲戚忽然说起了大姐，说她已经剃度了。我纳闷他怎么会比我先知道。他说，大姐那个房子的租客在家里上吊了，将近一个月，邻居实在受不了那个味道才报了警。那个小伙子失业了，有出项没进项，难住了，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
大姐回来配合办理了一系列手续。亲戚说大姐看起来“还成”。大过年的遇上这事，我怕大姐心里难受，几次想联系她说些开解的话，总觉得语言都干巴巴的。发了消息，大姐也没回。
转眼又过了一年。前几天，在单位又聊起了大姐。有个跟大姐关系不错的同事说，大姐把那个房子挂网上卖了，比市场价便宜近二十万。另一个女同事忽然说：“她命里带衰，不应该卖房子害人的。”
她来得晚，没见过大姐。我们几个把大姐的情况跟她大致聊了一下，解释说：大姐确实命苦，可那房子也真便宜呀！二十万，谁在乎那房子死没死过人？
那个女同事说：“房子兴许没问题，是她罪孽重，所有人沾上她都没好下场。”我试着反驳：“她只是比较倒霉。计划生育那几年，一半人家都是独生女，但婆家做得那么绝的可不多。”
同事说：“她要真是个好女人，怎么会生不出儿子？”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大姐出家，她承受的苦难不止来自于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