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在中国战乱频繁的年代，黄茂才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童年的黄茂才曾偶然目睹过一次地下党的秘密活动。那天，他在河边玩耍时，看到几个穿着朴素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在一处偏僻的小屋聚会。透过窗缝，他听到他们激情讨论着如何改变国家命运、如何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的话题。虽然年幼的黄茂才并不完全理解这些话的含义，但这次偶遇却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同情革命的种子。 随着战事的扩大，征兵壮丁成了各地农村的噩梦。黄茂才的母亲深知儿子若被抓去当兵，凶多吉少，便四处托人找关系，最终让他在一个单位当了打杂的员工。 由于机缘巧合，他被调派到了渣滓洞监狱当看守。在审讯室里传出的惨叫声让黄茂才夜不能寐。现实与监狱长灌输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黄茂才的内心开始动摇。 1948年6月，一位名叫江竹筠的女性革命者因叛徒出卖被捕，关进了渣滓洞。江姐的坚贞不屈给黄茂才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敌人如何严刑拷打，如何威逼利诱，她都坚守原则，宁死不屈。 一次，黄茂才趁其他特务不在，偷偷给江姐送了一碗水，并小声表示愿意在能力范围内提供帮助。江姐起初对他保持警惕，担心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但随着接触的增多，江姐逐渐意识到黄茂才确实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随着信任的建立，黄茂才开始为江姐和其他革命同志传递信息和物资。他利用看守的身份，在监狱内外来回穿梭，成为革命者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 黄茂才还冒险帮助江姐治疗因酷刑造成的伤口。他偷偷弄来药品和绷带，在夜深人静时为江姐包扎伤口。更为大胆的是，他私下记录下江姐被刑讯的证据，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些罪行公之于众。 1948年深秋，黄茂才因母亲重病被迫请假回家。这次离开对他而言是一次无法挽回的遗憾。当他处理完家事匆匆赶回渣滓洞时，迎接他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江姐已经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 更糟糕的是，黄茂才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国军干部的怀疑。虽然他平时小心谨慎，没有留下明显的证据，但敌人对他的盯梢越来越紧。国军高层终于在一次会议上决定解除黄茂才的职务，理由是＂思想不坚定，与犯人过于亲近＂。 离开前的最后一天，黄茂才以整理工作为由回到监狱，与狱中同志们做了简短而沉重的告别。有位同志偷偷将一封信塞到他手中，恳求他带出去交给地下党组织，希望能尽快营救狱中的革命者。黄茂才将信藏在鞋底，冒险带出了渣滓洞。 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就在黄茂才将信送到联络点的当晚，国民党特务对渣滓洞实施了大屠杀，上百名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只有极少数人侥幸生还。 1949年，新中国成立。黄茂才凭借自己有限的文化知识，在一所乡村小学谋得了一份教师职位。他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希望能在和平年代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然而，1951年的一天，几名公安人员突然闯入黄茂才的教室，当着学生们的面将他逮捕。原来，有人检举他曾是渣滓洞监狱的特务，参与了对革命者的迫害。更为严重的是，他被指控参与了对江姐的酷刑和谋杀。 在法庭上，黄茂才极力辩解自己的清白，但无奈证人已死，证据难寻。当年能为他作证的革命者，大多已在大屠杀中牺牲。法院最终以＂反革命罪＂判处黄茂才死刑，限期执行。 行刑那天，天气阴沉。刑场四周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人咒骂，有人默哀。黄茂才被押上刑场，双手被反绑在背后，面对的是黑洞洞的枪口。 就在行刑人员准备下达最后命令的瞬间，黄茂才突然仰天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执行人员面面相觑，最终决定暂缓行刑，将黄茂才关押起来，进行进一步调查。 黄茂才虽然逃过一死，但此后的十三年都在监狱中度过。1964年，因表现良好，他获得了提前释放的机会。然而，走出监狱的黄茂才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杀害江姐帮凶＂的罪名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身上。 他多次向政府部门写信申诉，描述自己当年在渣滓洞的所作所为，却总是石沉大海。他也不断寻找当年渣滓洞的幸存者，希望能找到为自己作证的人。这一过程充满了挫折——有的人已经去世，有的人不愿提及那段痛苦记忆，更有人听说他的＂罪名＂后拒绝与他见面。 1981年的一天，他终于在成都找到了曾在渣滓洞被关押过的曾紫霞。曾紫霞一见到他就认出了这位曾经暗中帮助过狱友的看守，当听说黄茂才这些年的遭遇后，曾紫霞当即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在曾紫霞的帮助下，更多渣滓洞的幸存者站了出来，他们联名撰写证明材料，向有关部门反映黄茂才的真实情况。1982年，在充分调查取证后，司法部门最终为黄茂才平反昭雪，撤销了所有不实指控，并授予他＂革命功臣＂的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