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牺牲后，妻子胡红霞卖掉房子赎回遗体，却发现衣服口袋里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2句话，让胡红霞感到意外，这2句话是：“第一，不要告诉我妻子，第二，不要厚殓！” 1934年冬，天津法租界的国民大饭店内，房间号码45，吉鸿昌正与任应歧、刘少南和李干三秘密聚会。就在此刻，楼道里传来孩子们玩球的声音，球意外滚进了他们的房间，一个看似寻常的年轻人趁机进入房间拾球，却窥探了室内情形。 就在他们的对话进入高潮时，一声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响起，是送水的茶役。而在吉鸿昌与刘少南刚刚交换座位之际，房门被猛地推开，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冲进来，向刘少南开火。刘少南倒地身亡，而吉鸿昌也在混乱中受伤。吉鸿昌在危急时刻与其中一名袭击者搏斗，夺取了对方的武器，导致暗杀者仓皇逃离。 此后，吉鸿昌被捕，而与此几乎同时，知名的爱国人士史量才也遭到暗杀。 蒋介石在1935年通过政府媒体发表文章，声称中日开战，日本可迅速胜利，强调妥协的必要性。他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抵抗日本是徒劳的。 吉鸿昌自少年起，他参加冯玉祥的部队，屡建战功，深受民众爱戴。他的父亲教导他“作官不许发财”，这成了他的座右铭。他甚至将这句话刻在茶碗上，赠予手下的士兵，时刻提醒自己和他人清廉。 1930年代初，他因不满蒋介石的政策而被迫出国考察，期间因公然表明身份并宣传抗日，获得海外华人的支持。他回国后积极参与抗日活动，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 1933年秋，他在执行抗日任务中不幸被围，随后潜回天津，持续寻找机会与党组织联系，尽管身处敌视环境。 1934年春季，蒋介石下达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命令，目标是摧毁正在抵抗的红色根据地。正值此时，吉鸿昌接到了复杂的任务。吉鸿昌当时在家乡河南组织起义，同时他的前部队正受命前往江西前线，进行对苏区的进攻。 吉鸿昌通过旧部和其他与他关系密切的西北军退役军官，这些人都怀抱着抗日和反蒋的情绪，为此，吉鸿昌与这些旧部及爱国军官保持联系，并安排他们秘密集结。此举得到了党中央的指示和支持，他们指示吉鸿昌利用一切手段在敌军中建立革命组织，准备领导士兵起义。 随着策反工作的深入，他也开启了更为秘密的工作，与天津的中共地下组织紧密合作。南汉宸、宣侠父和李铁夫等中共领导人在吉鸿昌的家中与这些军官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试图加深他们的革命理念。 由于活动频繁，吉鸿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从南京复兴社紧急派遣了大量特务到天津进行监视。为了避免监控，吉鸿昌不得不频繁更换住处和会面地点，从红楼迁至惠中饭店，再到国民饭店二楼，由他的妻子和姐夫林少文秘密传递消息。 面对压力，吉鸿昌决定转移位于法租界的印刷厂。在特务的紧密监视下，他设计了一系列迷惑行动。有一次，他假装妻子胡洪霞生病，开车送她到医院，实际上是为了转移敏感设备。在特务的监视中，他巧妙地运用各种手段，包括装作乞丐的特务也未能妨碍他的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吉鸿昌的活动日益繁重，尤其是在南汉宸撤离后，他几乎夜以继日地工作，筹备抗日武装和进行策反活动。他甚至在与敌人的危险游戏中，通过各种掩饰和迂回行动，巧妙地与追踪他的特务周旋。 这些活动尽管危险重重，但吉鸿昌始终坚持自己的任务，即使在蒋介石的严密监控下，他仍旧不放弃任何一次与同志会面的机会。 陈恭澍在密令下被派往天津，负责策划暗杀吉鸿昌。这一计划背后的主使是郑介民，由蒋介石亲自下令。 同时，吉鸿昌的姐夫林少文，在天津的法租界国民大饭店的38号房间设立了一个新的联络点。 11月9日那天，吉鸿昌在家中跟妻子胡洪霞要了一些钱，准备离开北京。在离开前，他温柔地望着孩子们，告诉胡洪霞整理行装准备远行。他的计划是会见李宗仁派来的代表，若谈判成功，他将收到最后一批武器，并计划随即带家人撤离至天津郊外。 不料，情报泄露，吉鸿昌改变了联络点的房间号码，从38号改为45号，但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了动向，迅速包围了国民大饭店。在一场混战中，吉鸿昌原本有机会逃脱，但他选择留下。 结果，法租界工部局在国民党特务的配合下，以杀人嫌犯的名义将他逮捕。当吉鸿昌被押往囚车时，饭店的许多员工都目睹了这一幕，他们无力援手，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带走。 敌人企图通过各种手段逼迫吉鸿昌泄露地下党的信息。他们甚至带来了胡洪霞，试图用家人的安全威胁他。面对残酷的审讯，吉鸿昌坚定不移，嘱咐妻子不必为他担心，而是应专注于教育孩子，坚持信仰。 1940年11月24日，这位抗日英雄在北平被处决。吉鸿昌牺牲后，胡红霞卖掉房子赎回遗体，却发现衣服口袋里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2句话，让她感到意外，这2句话是：“第一，不要告诉我妻子，第二，不要厚殓！”他的妻子胡洪霞在极度悲痛中仍努力维护他的名誉，她以“湖洪霞”为笔名，通过发表文章反驳国民党的污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