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汤恩伯想吞并孙良诚的部队，孙良诚大骂说：“中原大战我指挥二十万大军之时，汤恩伯连师长都不是。这才过去几年，就欺压到我头上了。” 孙良诚是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在中原大战中，任反蒋联军前敌总指挥，指挥近二十万众，彼时的汤恩伯，还只是张治中教导二师的一个旅长。 风水轮流转，到了1941年，汤恩伯已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四省边区总司令，孙良诚这个鲁西行署主任，成了汤恩伯的下级。 汤恩伯野心勃勃，一心想当“中原王”，为了扩充兵力、地盘，无所不用其极。孙良诚部驻军的鲁西，也被汤恩伯盯上了。 在汤恩伯的授意下，孙良诚部的粮饷、弹药受到克扣，处境日益困难。 到了1942年春，孙部因粮食短缺，士兵们饥一顿饱一顿，弹药更是匮乏，连基本的实弹训练都无力进行。 孙良诚将师长赵云祥、王清瀚、参谋长傅二虞等人召来，说：“汤恩伯处心积虑的对付我们，这可如何是好？” 王清瀚说：“依我看，有上中下三策。上策，与高树勋言归于好，和其合兵一处。高部实力尚存，咱们与之联手，或许还有转机。” 赵云祥冷哼一声，说：“高树勋杀石友三的时候，事前没有告诉孙司令，事后又把孙司令放在火上烤，彼此矛盾这么大，怎么能联合。” 王清瀚接着说：“中策，与八路军结交，寻求支援。八路军在敌后活动频繁，民众基础好，或许能帮咱们一把。” 赵云祥说：“八路军虽军纪严明，但日子过得太清苦，让弟兄们像八路军那样，怕也是不行的。” 王清瀚叹了口气，说：“既然上策、中策都不行，那就只能是下策了，去投靠日本人，虽说名声不好听，但能保存实力，让大家有口饭吃。” 孙良诚听完，面色凝重，沉默许久后说：“此事重大，大家再慎重考虑考虑。” 会后，已暗中和日伪联系的赵云祥，回到驻地后，将亲信军官召来，问：“你们觉得孙司令对投靠日本人这事到底啥态度？” 一个军官说：“只要咱们把投靠日本人这事办成了，生米煮成熟饭，孙司令也就只能跟着走。咱们得想个办法逼他一把。” 赵云祥听后，眼睛一亮，说：“高，实在是高，就这么办。” 很快，赵云祥派手下郭念基、谢天祥前往开封，面见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刘郁芬曾是西北军的“五虎将”之一，和孙良诚交情深厚。 郭念基、谢天祥向刘郁芬呈上赵云祥的书信，刘郁芬看后，说：“此事我会转达给南京的汪先生（汪精卫），相信问题不大。” 不久，汪伪传来消息，同意了赵云祥等人所提条件，并指定刘郁芬负责与孙良诚商议。 郭、谢二人赶忙回到曹县，向赵云祥报告了这一消息。赵云祥又令郭、谢带着刘郁芬的信去见孙良诚。 孙良诚看了信后，装模作样的说：“当伪军，这可是遗臭万年的事。” 见郭、谢二人不说话，孙良诚又说：“既然要干这事，得要来地盘和番号。” 郭念基和谢天祥对视一眼，明白孙良诚这是半推半就了。 从那之后，赵云祥等人步步紧逼，频繁催促孙良诚发表通电投敌。见孙良诚故作姿态，赵云祥决定自行通电投敌。 赵云祥派郭念基前往归德，去见伪第四方面军司令张岚峰（原西北军将领））。 郭念基对张岚峰说：“赵军长让你帮我们一把，孙司令还在犹豫，你派部队去包围我们的驻地，吓唬吓唬孙司令。” 几天后，大批日伪军将赵云祥部驻地曹县一带的村庄团团包围。赵部官兵从睡梦中惊醒，一片慌乱。 赵云祥站在高处，大声喊道：“大家别慌！都给我严守阵地，不准打枪，打起来咱们都得死，投降了还能保存实力，日后再做打算。” 说完，赵云祥一挥手，亲信将早已准备好的“汪记”旗帜拿出来，按照规定暗号向日伪军挥舞。日伪军见状，心领神会，随即撤围而去，赵云祥随即便通电投敌。 赵云祥投敌的第二天，王清瀚带着部队从定陶赶到曹县，与赵云祥会合。此时的孙良诚，身边已没了多少兵力，成了光杆司令。 无奈之下，孙良诚连夜赶到曹县，找到赵云祥和王清瀚，问：“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 赵云祥说：“司令，你也通电就职，先保存实力，以后再找机会。” 孙良诚考虑了一会后，通电投敌，在通电发出后，他又做出一副身不由己的样子，赵云祥讥讽说：“司令，你想吃肉就不要怕有腥气，不然会寒了大家的心。” 孙良诚听后，臊的脸色通红。孙良诚投敌后，所部被改编为汪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任伪总司令，辖伪第四、第五军，由赵云祥，王清瀚分任军长。 汪精卫认为孙良诚“奇货可居”，将刘郁芬的开封绥靖公署主任一职也给了他。孙良诚投敌后，成为汪伪的军事大汉奸，他为了和汪精卫多联系，委任谢天祥为南京办事处处长，常驻南京。 孙良诚投敌，影响极为恶劣，大部分官兵都是被裹挟的，怨声载道。抗战胜利后，孙部官兵中流传顺口溜：“抗战五年多，和平二年半，什么都不落，落个当汉奸。自觉低一头，更怕熟人见；浑身是臭气，终生洗不完。” 反复无常的孙良诚，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抓捕，两年后病死于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