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国共双方密谈，蒋介石为统一提出六个条件，毛主席：全部同意！ 1950年代末期，随着新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国际关系上逐步取得成绩，国家内部稳定并加速复兴。而台湾，尽管在美军的支持下维持着相对的安全，但也处于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的夹缝中。蒋介石原本的计划是稳固台湾的防线，待时而动，伺机重返大陆。然而蒋介石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于他而言，重返故土，恢复昔日的政权，已成为他晚年未竟的心愿。 与此同时，中共在大陆的政策逐渐从强硬的军事解放转向寻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格局的松动为两岸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契机。 中共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逐渐放松，从一味的军事打压转向寻求和解，寻求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196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能够改变立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历史将给予他高度评价，民众也会铭记他的贡献。 对于蒋介石而言，面对大陆日益强烈的解放呼声，他不得不重新评估局势。蒋介石不是未曾考虑过和谈，而是由于内外因素的交织，使得他始终犹豫不决。1965年，蒋介石向中共提出了自己的六项条件，希望借此换取台湾的安全与他的政治权威。这些条件涵盖了军事、政治以及对台湾局势的控制，蒋介石显然希望通过谈判为自己的政治未来争取更多的筹码。 蒋介石的态度表明了他并不完全排斥和谈，但他的条件也暴露了他对于大陆政府立场的不信任。蒋介石担心中共的目的并不单纯，认为他们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为打破台湾的防线，最终实现“和平解放”。 因此，即使有意向进行谈判，他依然保持高度的戒备和谨慎。这个过程中，章士钊的角色尤为重要，他是国民党旧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并且与中共有过合作的历史，曾在北平谈判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章士钊主动承担起了沟通的责任，希望通过个人的桥梁作用，促成两岸的和解。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中共方面的善意。信中提到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以及蒋家的祠堂，毛主席关照到蒋介石的个人情感。 身处台湾，蒋介石依然无法忘怀自己故乡的山水，他一方面感受到中共的诚意，另一方面却无法完全放下心中的疑虑。蒋介石收到信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与思考。 在经过近一年的深思熟虑后，蒋介石派遣了自己的学生宋宜山前往北京，亲自探查中共的立场。宋宜山的使命，并非只是单纯的外交使节，而是蒋介石对中共意图的细致评估。中共并未立即公开响应，而是通过周密的安排，悄然展开对蒋介石意图的调查。 周恩来没有直接与宋宜山见面，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将双方的交流推向了一个微妙的局面。宋宜山带回的回信并没有给蒋介石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也进一步加深了蒋介石的疑虑。蒋介石虽有意图探索和谈的可能性，但最终还是未能下定决心。 此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关系。蒋介石虽然在台湾牢牢掌握着政权，但他深知大陆的经济复兴和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使得“反攻大陆”的希望愈发渺茫。1960年代初期，大陆的人民群众对于解放台湾的呼声愈发高涨，甚至出现了各种民间呼吁台湾回归的运动。这种情势加剧了蒋介石的焦虑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是否应该放下过往的敌意，寻求与大陆的和解。 然而，蒋介石最终未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即使在接收到毛泽东和中共政府的信函后，蒋介石依旧对和谈持保留态度。多重因素的交织使得他无法克服心中的种种障碍：对中共的怀疑，对台湾的控制欲，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执着，使得他在面临和谈的机会时，始终无法作出决定。 在谈判期间，蒋介石与中共的沟通桥梁是曹聚仁，一位资深的记者及政治活动家。曹聚仁不仅在国共两党中均有广泛的人脉，而且他的中立立场使他成为双方接受的中介人选。他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的深厚友谊，更为他的中介角色增添了信任基础。 曹聚仁在1956年7月首次赴北京进行和谈，此行的意义重大，标志着双方尝试通过非正式渠道探索和解可能性。他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高规格接待。周总理在会谈中表达了中共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开放态度，并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案。中共此前与国民党的两次合作，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合作，使得周总理对第三次合作抱有一定的期望。 接下来的几年里，曹聚仁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成为传递信息和促进对话的关键人物。1963年，中共提出了“一纲四目”方案，试图以更加具体的形式促成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协议。 然而，尽管曹聚仁的努力以及两党间的多次交流，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国际形势的变化、台湾内部的政治动态以及大陆的政策调整，使得两岸统一的努力未能实现最终的突破。蒋介石在1975年去世，周恩来与毛泽东也在一年后相继离世，这些领导人的辞世标志着一段两岸关系历史的结束。 直到曹聚仁1972年去世后，两岸对话才逐渐减少。此后不久，中共试图通过其他老一辈政治家如章士钊继续沟通，但由于他高龄及健康问题，这一努力也未能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