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有人拿刘少奇主席当年说的话揪住不放：资本家不剥削工人就没饭吃这句话错了吗？ 1949年春季，随着革命的胜利逐步确立，天津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处于剧烈转型期。在这个关键时期，毛泽东重视对民族资本的正确处理，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要求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天津的工人和店员对民族资本的态度出现了极端行为，他们误会了党的政策，以为可以自行对分厂分店进行清算，结果在解放后的一个月内发生了五十三次清算斗争。当地资本家群体担忧未来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甚至有大量资本家选择逃往香港，导致天津地区私营企业的开工率低迷，不足百分之三十。 薄一波在1949年4月2日向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层汇报时，详细说明了天津资本家清算的恐惧、共产党偏袒工人利益的恐惧、以及失去对工人的控制导致无法正常生产的恐惧。毛泽东对这一报告表现出严肃的关注，并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宣传中共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方针，以消除资本家们的疑虑。 毛泽东在几天后的双清别墅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决定派遣刘少奇前往天津进行现场调研和宣传工作。1949年4月10日晚，刘少奇率领一行人启程前往天津，其中包括他的夫人王光美以及几位熟悉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专家。他们抵达天津后，受到了当地三位主要领导人黄克诚、黄敬和黄火青的热烈欢迎。 在天津的调研和宣传中，刘少奇详细讲解了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指出党是支持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的。他强调，只有在党的领导和正确政策指导下，民族资本才能在确保国民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获得发展。刘少奇的此行极大地稳定了天津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缓解了资本家们的恐慌情绪，同时纠正了一些地方干部在实际操作中的偏差和错误。 在1949年春，随着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天津市迎来了一场关于经济和工业发展的重要转变。刘少奇被派往天津以了解和改进地方工业生产和管理。 刘少奇的调研工作始于1949年4月11日。他系统地审视了天津的工业基础，通过与各界人士的广泛交流，力图全面掌握天津工业的现状和问题。他参与的活动不仅限于会议室内的讨论，还包括实地考察，他先后视察了包括天津棉纺织一厂、自行车厂和造纸总厂在内的多家大型工厂。 在交流中，刘少奇特别关注与私营工商业者的对话。他深知这些企业家会为新政权带来的政策变化忧虑。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刘少奇积极解释党的“公私兼顾”政策。他明确指出，新政府将同时推动国营和私营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与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棐卿的对话中，刘少奇展示了对未来工商业发展的远见。他鼓励宋棐卿扩大生产规模，未来即使在社会主义政策下，宋棐卿仍能继续作为有效的管理者参与工厂经营。 刘少奇还强调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尽管“资本家”和“剥削”这样的词汇可能令人不悦，但这并非一个原则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理解和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的问题。 在1949年春季，随着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逐步扩大，解放区的工商业面临重新组织和调整的重大任务。特别是在天津，这个北方重要的工商业中心，解放后急需稳定经济和解决社会矛盾，刘少奇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 天津解放初期，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误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工人阶级在新政权的支持下有所觉醒，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存在较大的误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误以为共产党的执政将免除他们的劳动义务，甚至有些工人认为解放意味着可以不劳而获。 刘少奇针对这些问题，于1949年4月28日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此次讲话长达四小时。他深入分析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双方虽存在矛盾，但更应注重合作与共存。刘少奇强调，中国的资本家数量并不多，而是不够发达，国家的发展亟需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 工人们开始反思初期的一些极端行为，逐渐认识到“劳资两利”的政策不仅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更是维护了工人的根本利益。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也相应提高。 1949年5月11日，刘少奇结束天津之行返回北平，他在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天津的情况和取得的成效。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批准将其讲话内容在党内广泛传播，人民日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刘少奇的讲话和随后的政策调整对天津的私营工商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1949年4月，天津的私营工商业户数仅为293户，到了9月，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3800户。天津市的工商业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基本恢复到解放前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