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邓稼先回到家，妻子许鹿希一把扯住他质问28年不回家，是不是外边有人了？邓稼先刚要解释，谁知许鹿希竟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表示不用解释，我一直都相信你！ 邓稼先与许鹿希的缘分开始于北平胡同里的青梅竹马，两家父辈在学术界颇有建树，邓以蛰是清华美学家，许德珩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书香门第的交往让两个孩子在胡同院落里结下情谊。 1947年，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助教的邓稼先与北京医学院学生许鹿希因书本结缘，夹着“省下两个窝头”字条的《量子力学》教材成为两人相知的契机。 1953年，两位年轻人终成眷属，婚后的生活如同什刹海泛起的涟漪般恬静美好。 每逢周末，邓稼先总会骑着二八自行车准时出现在医学院门口，后座上载着刚学会走路的女儿，车筐里装着新买的糕点，这成了街坊们熟悉的温馨画面。 平静的生活在1958年迎来转折，时任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副秘书长的邓稼先接到秘密任务，需要立即投身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当邓稼先用“要去做个大炮仗”的比喻向妻子说明工作变动时，许鹿希虽心有疑虑，却默默为丈夫收拾行装。她不知道这次分别将持续整整28年，更不曾想到丈夫参与的竟是关乎国家命运的核武器研制工程。 戈壁滩上的科研岁月充满艰辛，在罗布泊的试验基地，邓稼先与同事们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进行着庞杂的数据运算。 零下30度的寒夜里，他们裹着军大衣蜷缩在帐篷中核对参数，沙尘暴席卷时，科研人员用身体护住珍贵的手稿资料。 1964年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传来时，邓稼先正在简陋的实验室里调试设备，他摘下滑到鼻尖的眼镜，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悄悄抹去眼角的湿润。 这些年间，他偶尔返京汇报工作，深夜归家时总能看到妻子在台灯下批改学生作业的背影，儿女熟睡的面庞让他既欣慰又愧疚。 1985年，当62岁的邓稼先拖着病体回到北京时，迎接他的是妻子半开玩笑的质问：“莫不是在外头安了家？”这句带着泪光的调侃，道尽28年春秋的牵挂与守望。 病榻上的邓稼先仍坚持撰写《中国核武器发展建议书》，癌细胞扩散带来的剧痛让他的手指难以握笔，稿纸上的字迹却依然工整有力。 来探病的同事常见到这样的场景：许鹿希将热毛巾敷在丈夫浮肿的手腕上，轻声为他诵读最新的科研简报。 最后的时光里，这对夫妻仿佛要把错过的光阴都补回来，许鹿希每天推着轮椅带丈夫在院子里晒太阳，给他讲孩子们参加工作的趣事。 1986年，邓稼先在妻子怀中安详离世，床头放着尚未完成的建议书和孩子们新拍的合影。 追悼会上没有哀乐，遵照遗嘱播放着他最爱的京剧《定军山》，“这一封书信来得巧”的唱腔回荡在告别厅，仿佛诉说着这位科学巨匠未竟的心愿。 许鹿希的守候并未随着丈夫的离去而终结，她将余生投入整理丈夫的学术遗稿，走访上百位科研工作者，历时28年完成《邓稼先传》的编撰。 如今已年近百岁的老人仍住在60平米的老房子里，书桌上的相框里封存着泛黄的黑白照片，玻璃板下压着丈夫手书的“两弹元勋”证书复印件。 每当有访客问及往事，她总会指着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在西北某处轻轻摩挲：“他就在这儿，和千万个无名英雄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