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黄埔军校很难考吗？ 这么说吧，当时的黄埔军校就像现在的河南，报考的人一大堆，录取的就几十几百。 而且，民国文盲率差不多90%，一般人能混到小学毕业就不错了，对于没钱的人，想够到黄埔军校的门槛就很难；有钱的人，花大价钱才可以找人代考进黄埔军校，然而能花钱买进去的家庭，能差到哪里去。 广州长堤码头的咸腥海风里，挤满了揣着伪造文凭的年轻人。他们裤脚沾着各省的泥土——湖南的朱砂红、河南的黄河黄、浙江的茶园青，却都在黄埔军校报名处前褪成了同一种灰白。有个山西来的考生，把《三民主义》缝进棉袄夹层，徒步三个月走到广州，翻开时书页已和伤口结痂长在了一起。 体检室里飘着碘酒和谎言的混合气味。胡宗南垫着三双棉袜站在身高尺前，军医的钢笔尖悬在"158cm"上方犹豫时，他突然撕开领口露出北伐烈士遗属的徽章。这个动作让钢笔水渍晕开了刻度线，也让他成为唯一用政治正确破解生理缺陷的考生。隔壁房间，周士第正用河南梆子腔背诵籍贯，他藏在鞋底的广东陈皮早已被汗水泡烂。 最残酷的筛选藏在三试制的夹缝里。上海初试淘汰的南方学子，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试卷被北方考生捡去当了草纸。徐向前啃着窝头做数学题时，砚台里冻住的墨汁，像极了老家五台山终年不化的积雪。他交卷时留下的空白，后来被阅卷主任用"北方革命急需人才"的红戳填满。 推荐信才是真正的通行证。某位湖南考生揣着毛泽东手书的"此人可塑"挤进考场，宣纸的褶皱里还夹着杨开慧缝补长衫的线头。而更多人在党部招待所门口蹲守，只为求个国民党党员在推荐栏按个模糊的指印——那些印泥，后来在战壕里融化成阵亡通知书上的血手印。 发榜那天的黄埔码头像煮沸的粥锅。落榜者把《步兵操典》折成纸船放入珠江，纸船还没漂出百米就被英国军舰的浪头打翻。录取者列队走过"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楹联，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名字将在半年后的东征阵亡名录上重逢。有个戴着圆框眼镜的青年，偷偷把落榜同乡的作文塞进行李箱，那篇《论革命与面包》后来成了淞沪会战前夜的遗书。 最讽刺的是历史筛选机制。当后人盘点黄埔将星时，总爱强调林彪、徐向前的赫赫战功，却忘了他们那届还有两百多个饿死在北伐途中的"差等生"。有个数学交白卷的四川考生，背着汉阳造冲到武昌城下，用身体替后续部队丈量了护城河的宽度——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入学，纯粹因为那年重庆考点缺个会写标语的。 那些用金条开路的富家子，最终在战火中明白了文凭的代价。有个浙江盐商之子，花二十根金条买通考官，却在惠州战役里为抢救花名册被炸断双腿。他瘫在战地医院时，总念叨着早知道该把金条熔成子弹，至少能换个"烈士"名分。 黄埔军校的门槛从来不是考场那方砚台，而是四万万同胞的血肉长城。当我们用录取率丈量历史时，别忘了每张毕业证书背后，都站着九百个倒在文盲线下的无名氏——他们连挣扎着够一够命运的机会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