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飞回南京，一下飞机，戴笠对他说了一番话，蒋介石听完大怒：＂把这个钱大钧，也给我抓起来！＂ 1936年的冬天，西安城内暗流涌动。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阀杨虎城联手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都看得出来，西安的形势越来越不妙。但蒋介石仍然决定亲赴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陕北的红军。 在这个关键时刻，钱大钧作为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处长，始终跟随在蒋介石身边。他不仅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更是掌握着蒋介石日常生活起居和重要文件传递的关键人物。 侍从室虽然在国民政府的行政级别并不突出，但它却是最贴近蒋介石的机构。钱大钧作为侍从室第一处处长，实际上扮演着类似清朝军机大臣的角色。 在西安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钱大钧和张学良之间的往来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作为蒋介石的亲信，钱大钧却和张学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两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张学良和钱大钧都出身于北方军事家庭，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共同的社交圈子。 到了12月11日，蒋介石的专列停靠在临潼车站。按照常规，这列火车应该一直等候在那里，随时准备接应蒋介石。 但就在事变发生前的关键时刻，钱大钧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他没有经过蒋介石的同意，就下令将专列调离临潼车站。 这个决定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它却为后来的重大转折埋下了伏笔。专列被调走后，蒋介石在华清池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和他的随从人员，包括侍从室第一处处长钱大钧都在这里休息。凌晨五点左右，东北军的士兵突然闯入华清池抓捕蒋介石。 钱大钧在混乱中第一时间组织警卫进行抵抗。在这个危急时刻，他指挥警卫力量分散东北军的注意力，为蒋介石争取逃脱的时间。 枪声在华清池内此起彼伏，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火。在这场遭遇战中，钱大钧的右胸部不幸被子弹击中。 尽管身受重伤，钱大钧仍然坚持组织防御。这场枪战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最终东北军控制了整个华清池区域。 受伤的钱大钧被紧急送往西安医院救治。子弹击中了他的重要部位，情况一度十分危急。 在医院里，医生们为钱大钧进行了紧急手术。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他才慢慢脱离了生命危险。 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各方势力开始积极斡旋，试图和平解决这场危机。 宋美龄和宋子文作为调停的重要人物来到西安。他们除了探望被软禁的蒋介石外，还专门去医院看望了重伤的钱大钧。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特务头子戴笠开始对钱大钧展开秘密调查。他派人收集了大量关于钱大钧近期活动的信息。 戴笠的调查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钱大钧为什么在事变前夕调走蒋介石的专列，二是他与张学良之间的往来细节。 通过调查，戴笠发现钱大钧与张学良的联系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密切得多。两人不仅经常会面，还有频繁的书信往来。 更令人生疑的是，专列调离临潼的时间点恰好是在事变发生前的关键时刻。这个决定直接导致蒋介石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逃脱途径。 戴笠将这些调查结果整理成详细报告。他认为钱大钧的行为值得高度警惕，可能涉嫌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 这份报告最终被呈递给了刚刚获释返回南京的蒋介石。报告的内容，将彻底改变钱大钧的命运。 就在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的当天，戴笠就在机场等候。他手持调查报告，准备向最高统帅汇报这个重要发现。 蒋介石在南京机场听完戴笠的汇报后，立即下令对钱大钧展开全面调查。这次调查的规模和力度，远超过一般的例行公事。 专案组重点审查了钱大钧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所有行为，尤其关注他与张学良的来往记录。调查人员甚至找到了钱大钧的同学和旧部，详细询问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调查过程中，一些看似对立的证据逐渐浮出水面。钱大钧确实和张学良有密切往来，但他在华清池时的表现又确实奋勇护主。 钱大钧在养伤期间，多次向南京方面提交书面说明。他详细解释了调动专列的原因，以及自己与张学良交往的具体情况。 这些解释最终通过宋美龄的渠道，递交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宋美龄作为亲历者，对钱大钧在事变中的表现有着直接的观察。 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最终接受了钱大钧的解释。1937年2月，钱大钧伤愈后重新回到了侍从室第一处处长的岗位。 这个决定显示出蒋介石对权力运作的深刻理解。他明白在特殊时期，一个高级幕僚与各方势力保持联系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种信任并非无限期的。到了1937年底，钱大钧因为另一个原因被免去了职务。 这次免职的理由是贪腐问题，与西安事变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个结果似乎印证了权力场域中的某种规律。 宋美龄再次出面，为钱大钧安排了新的职位。他被调往航空委员会，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 在航空委员会工作期间，钱大钧展现出了优秀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他先后担任了委员、秘书长和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