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当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群众不见周总理的骨灰就是不散，最后，邓颖超做主说：“从地下通道把骨灰送出去！”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总理以超乎常人的勤勉和奉献精神，倾尽全力为国家的发展与繁荣贡献了毕生心血。然而，繁重的工作和不断加重的病痛让他在身心上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1967年初，周恩来开始感到身体的不适，尤其是呼吸困难和胸口剧烈的绞痛，这些症状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工作，前往医院检查。经过诊断，他被确诊为心脏病。虽然病情严重，但周恩来并未因此放慢工作步伐。 党内同志多次劝他休息，然而他始终在坚持工作，有时甚至连基本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心绞痛发作频繁，夜晚需要依靠氧气才能入睡。尽管如此，周恩来依然没有停下自己为国家奋斗的脚步。 九月，随着国庆节的临近，周恩来承担起了写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祝词任务。尽管他努力提笔，但由于身体状况的急剧下滑，手部控制能力减弱，笔无法稳稳地握住。最终，他不得不在秘书的陪伴下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为了确保周恩来的健康得到及时照料，党中央决定派医护人员随时守候在他办公室外。此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长期的工作压力，病情时刻在恶化。 1972年，周恩来接受例行体检时，发现尿液中出现了红细胞，医生随即展开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显示他患上了膀胱癌。这一消息对周恩来周围的人而言，如同晴天霹雳，但他依旧未曾停止工作。 随着病情加重，身体逐渐消瘦，周恩来继续坚持批阅文件、接待外宾，并尽可能以工作来缓解身体的痛苦。即使面临病痛的折磨，他依然心系国家与人民的未来。 到了1975年6月，病情的急剧恶化迫使周恩来住院接受治疗。此时，他已深知自己的生命时日无多。在病床前，周恩来向妻子邓颖超交代了后事，嘱咐她在自己去世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也不设立墓碑，只希望将自己的骨灰撒入大地或水中，不给人民增添任何负担。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在昏迷中突然苏醒。他用微弱的声音对主治医生吴阶平说，自己已经没有大碍，让他去照顾其他病人。 然而，几小时后，周恩来再次陷入昏迷。尽管医生全力抢救，但最终未能挽回周恩来的生命。1月8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去世，享年78岁。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全国人民都深感悲痛。为了完成周恩来生前一直由他理发的工作，理发师朱殿华被请来为其修容。 面对周恩来憔悴的遗容，朱殿华伤心至极，无法下手，只得将任务交给了徒弟。周恩来的遗体被安置在西花厅，覆盖上党旗。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正式发布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哀悼。 1976年1月11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的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准备进行火化。周总理的遗体在人民群众的送别下离开，带着无数人的悲痛与不舍。 面对组织的种种安排，邓颖超心中牢记周恩来生前的遗愿——不保留骨灰。这一要求原本遭到组织的拒绝，但邓颖超坚定的坚持最终促使这一决定得以批准。 然而，在火化当天，现场的局势却出现了无法预料的变化。灵堂外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大家悲伤至极，情绪无法自控。每个人都希望亲自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在他们的心中，周恩来的形象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国家象征，他们无法想象失去总理后再没有一个可以供自己缅怀的地方。由于群众的情感愈发激动，若他们得知周总理的遗愿是骨灰不保留，很可能会产生强烈反应，甚至可能阻止灵车的离开。 面对这种情况，邓颖超冷静分析了眼前的形势。她知道，如果长时间耽搁，原定的火化和撒骨灰的计划可能会受到影响，难以按时完成。 于是，她果断作出了决定，改变原定的路线，采取了地下通道这一非常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通过这一隐秘的通道，周总理的骨灰最终顺利送上了灵车。 随后，周恩来的骨灰被秘密运送至一架临时召集的飞机。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并没有集中在某一处，而是分别撒落在了几个象征性的重要地点：北京的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以及黄河的入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