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7年，孝庄病逝，康熙哀嚎不已，捶胸跳脚，谁知，走出孝庄的寝宫后，他就命令侍卫：拆掉祖母生前最喜欢的5间宫殿，棺椁也不要下葬，此后孝庄停灵三十七年。 康熙皇帝在八岁登基时，大清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的时期。摄政王多尔衮虽已去世，但朝中大臣党派林立，政局动荡不安。 孝庄太后作为顺治帝的生母，康熙的祖母，此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以一位长辈的身份守护着年幼的康熙，在朝廷内外周旋。 最初的几年，四位辅政大臣中的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分掌朝政。其中鳌拜势力最大，朝廷上下都对他敬畏三分。 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渐渐露出了他的野心，不仅专横跋扈，还经常干预皇帝的决策。在朝堂之上，鳌拜常常不把年幼的康熙放在眼里。 孝庄太后一面安抚年幼的康熙，一面暗中联络其他大臣，为铲除鳌拜做准备。 康熙十四岁时，在孝庄太后的支持下，联合索尼等大臣，终于找到机会将鳌拜一举擒获。这次行动的成功，标志着康熙真正开始亲政。 在三藩之乱时期，孝庄太后再次展现出对孙子的坚定支持。她多次拿出宫中积蓄的金帛，为前线将士加以犒赏。 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不仅帮助稳定了军心，更为康熙平定叛乱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祖孙二人携手应对每一个挑战。 孝庄太后还将自己一贯坚持的节俭作风传授给康熙。她经常将宫中节省下来的银钱用于赈济灾民，展现出对百姓的关怀。 这种勤俭持家的作风深深影响了康熙，使他在日后的统治中也始终保持着节俭的风格。 在康熙的施政方针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孝庄太后的影子。从选拔人才到任用大臣，从关心民生到节俭治国，这些都与孝庄的教导密不可分。 康熙二十六年，当孝庄太后驾崩时，整个紫禁城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孝庄太后在生前就留下了关于安葬事宜的遗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不与皇太极合葬的决定。这份遗嘱背后体现出她对大清王朝深远的政治考虑。 她在遗嘱中提到＂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这句话，展现出她对满族传统礼制的尊重。这种做法既维护了皇太极的尊严，也避免了因迁移梓宫可能引发的种种议论。 在遗嘱中，她特别强调要安葬在遵化，这个选择颇具深意。遵化位于京师与盛京之间。 孝庄太后在位期间，做出了许多突破性的决定，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就是打破了满汉不得通婚的禁忌。 她将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接入宫中抚养，给予她与宗室郡主同等的待遇。这不仅是一个善意的姿态，更是向汉族士大夫阶层释放的重要信号。 在军事将领的笼络上，她将和硕公主下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通过联姻的方式拉拢汉军将领。 这种通过联姻来稳固政权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孝庄太后坚持己见，用实际行动打破了满汉之间的隔阂。 她的这些决定都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政治远见。在满清统治的初期，如何平衡满汉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孝庄太后采取的这些措施，为大清王朝初期的民族政策定下了基调。她的做法既保持了满族的特色，又为满汉融合开辟了道路。 在处理这些敏感问题时，她总是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她既没有完全抛弃满族传统，也没有固守旧制而拒绝变通。 这种平衡的智慧，在她的遗嘱中同样得到了体现。选择遵化作为安葬地点，既是对满族传统的尊重，也是对新时代的回应。 她的决定为后来清朝的陵寝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这种既重视传统又与时俱进的做法，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通过这些政策和决定，孝庄太后实际上为清朝的统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她的远见卓识，为大清王朝的繁荣昌盛播下了重要的种子。 孝庄太后的梓宫在暂安奉殿停放了三十七年，这个时间跨度让后人颇感困惑。选择将其安葬在清东陵大红门左侧，其中涉及多重深层考虑。 东陵的选址本身就极具政治智慧，这里地势开阔，风水绝佳。大红门左侧地势高而平坦，土质肥沃，远离水患，是极为理想的安葬之地。 在清代的礼制中，左侧象征着尊贵的地位。皇帝每次谒陵时都要从左门进出，而大臣们则走右门。 选择大红门左侧作为安葬地点，既是对孝庄太后地位的尊重，也体现了后人对她的敬意。这个位置虽然在陵区之外，却是整个陵区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方。 到了雍正时期，昭西陵的修建工作终于开始。这座陵墓的设计既要体现孝庄太后的崇高地位，又要与整个东陵体系保持区分。 昭西陵的建造工艺精湛，用材考究，处处彰显对孝庄太后的尊崇。它的建筑风格虽然遵循满族传统，但也融入了许多创新元素。 这座陵墓的位置选择还考虑到了后世谒陵的便利。在清代，谒陵必须按照辈分顺序进行，而孝庄太后的辈分最高。 将昭西陵设在大红门旁，既方便了后人祭拜，也避免了往返奔波之苦。 孝庄太后的陵墓安排，对清朝的陵寝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打破了传统的皇陵建制模式，开创了新的先例。 后世的帝王在选择陵寝位置时，都会参考昭西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