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9岁的杨蕴如对新婚夜充满着恐惧，回门后便再不会婆家，她不知道那个白天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孙少爷，到了晚上怎么就变了样。 杨蕴如的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家里自是富贵非常，母亲是正房，在杨蕴如出生之前，母亲曾流产过一个男孩，所以她的到来，就像一颗珍贵的明珠，被全家人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 她对家中姨娘和她们的孩子向来不屑，弟弟妹妹们也都敬畏地称她为“大公主”。 大公主读过书，但不像家里的五妹妹杨敏如和六妹妹杨苡，擅长读书，她对读书根本提不起兴趣，每日坐黄包车去上学简直是一种折磨，她更愿意窝在家里看那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像《半月》《红玫瑰》之类的。 为此，父亲在世时没少责骂她，甚至在临终前还立下遗嘱：如果她再不好好念书，就不许出门，也不能嫁人，一辈子关在家里穿布衣，带发修行算了。 可父亲去世后，母亲做主，她既说服不了大公主好好念书，更不可能让她终身不嫁，18岁那年，经媒人介绍，大公主和孙家定了亲。 孙家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家，杨家人总觉得他们说着一口土气的天津话，家里房子虽多，却像个土财主。 不过孙家大少爷倒是一表人才，南开大学商学院毕业，毕业后在银行工作，戴着金丝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双方交换照片后都觉满意，于是便定了下来。下定之后，大公主开始和孙少爷通信，一年后，婚期来临。 结婚当日，热闹非凡，贺礼就有200担，孙家所在的整条街都被这阵仗惊动了。大公主本就生得好看，穿上缎子做的新娘服，精心化上妆后，更是艳丽动人。 可谁能想到，这般热闹的开端，却未能迎来美满的结局，新婚之夜，大公主满心惊恐：她怎么也想不通，白天那个斯斯文文的孙少爷，到了晚上怎么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她整夜担惊受怕，好不容易熬到回门，便死活不肯再回孙家，在娘家安稳地住了一段时间后，孙家突遭变故被抄家，孙少爷躲到了老丈人家。 孙少爷脾气很好，还能在家里放电影，弟弟妹妹们都很喜欢他，唯独大公主对他避而不见，就连吃饭，大公主也要下人把饭菜送到屋里独自享用。 抄家的风头过去后，孙少爷要回孙家了，他好说歹说，大公主勉强跟着回去了，可一到孙家，大公主依旧害怕，只要孙少爷一露面，她就哭闹不休。 孙家还盼着抱孙子呢，如此这般，只好离婚。在那个年代，登报离婚可是件轰动的大事，甚至比结婚时还要引人瞩目。 有了这样一段失败的婚姻经历，大家都以为大公主只能孤独终老了。可没多久，她却做出了惊人之举——和别人同居了。 原来，大弟弟杨宪益去留学了，四妹妹杨敏如考上了燕京大学，大公主向来好胜，不服气之下，也想要去燕京大学。 她连初中都没毕业，怎么能上大学呢？好在杨家的七叔是北平中国银行行长，靠着七叔的面子，大公主得到了去燕京大学旁听的资格。 但她心思根本不在读书上，去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宿舍逛了一圈，她嫌弃几个人住一间屋，不肯住在宿舍，想住在七叔家，然而寄人篱下又不符合她的作风，没多久就搬了出去。 因为大姨太曾经带着四妹妹去过香山，大公主便把房子租在了香山，香山离燕京大学路途遥远，坐黄包车她嫌灰尘大，于是租了一辆小汽车，每天汽车接送，这派头在学生中可是独一份。 课没上多少，名声却传得响亮，她整天就在校园里闲逛，就在闲逛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姓赵的广东小伙，小赵是化工系学皮革制造的，家里虽不穷，但和孙家相比还是差了些。 面对小赵的追求，大公主竟像是突然“开了窍”，两人还在香山的出租屋里同居了，家里人都觉得她的行为不可理喻，但为了名声着想，还是决定让他们早日完婚。 婚礼在国民大饭店办了一场洋味十足的婚礼，二婚的大公主还穿着洁白的婚纱，启程去婆家的时候，家里专门陪嫁了一男一女两个佣人。 本是为了让大公主身边有自己人，不被婆家欺负，可谁知，这自己人却没办好事。 跟去的男佣人经常在大公主跟前挑拨，说姓赵的长得难看，和她结婚是贪图她的钱财，久而久之，大公主竟真的相信了这些话，将小赵告上法庭，又一次离婚了。 两次失败的婚姻给大公主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她的精神开始时好时坏，到了42岁的时候，她基本就疯了。 后来她又得了癌症，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她穿着破棉袄，在马路上拾烟头，烟头抽完了，就自己用铜盆端水到露台上，从棉袄里扯下棉花擦洗上身，身上到处溃烂，流着脓水。 六妹妹杨苡在103岁高龄写回忆录时，回想起大公主，儿时的那些不喜和讨厌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深深的可怜。 看完杨苡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不禁让人感叹：世间无常才是恒常，人的学识决定眼界，眼界决定取舍，取舍决定成败。 大公主生于富贵之家，却落得如此悲凉的结局，这到底是父母宠溺的责任，还是那个时代的过错呢？ 这个疑问，就像一个沉重的谜团，久久地萦绕在每一个听闻这个故事的人心头。 春日生活打卡季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