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令人矛盾的存在，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与兄长鲁迅并称"双子星"，却在战争的风暴中做出了令人扼腕的选择，最终被打上"文化汉奸"的标签。 1939年北平沦陷后，周作人面临生死抉择，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他原本可以随校南迁，却选择留在了故土，这一决定背后有他对家园的牵挂，也有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潜在影响。 然而真正促使他与日伪政权合作的，是一次险些夺走他生命的暗杀事件，当子弹擦身而过，仅在腹部留下淤青时，周作人的内心防线崩塌了，在妻子的劝说下，他接受了日伪政权的职务，担任了多达13个伪职，包括伪北京大学馆长、华北政务委员教育督办等。 这一抉择将他推入历史的旋涡，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入狱，1946年被判处死刑，消息传出文化界一片哗然，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老友胡适与蒋梦麟等人挺身而出，为他奔走呼吁。 这种在政治是非面前仍坚持人文关怀的举动，展现了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节，在他们的努力下，周作人的死刑被改为15年有期徒刑，后又减至10年。 人们鲜少知道的是，即使在狱中周作人依然坚持创作，他撰写了《书房一角》等作品，用文字筑起一道精神长城，抵御外界的冷漠与指责，这种在逆境中仍不放弃文学的坚持，或许是他对自己过错的一种救赎。 1949年1月时局变动，周作人获准保外就医，此时的他面临又一个人生抉择，是随国民党去台湾，还是留在新中国，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留下。 随后周作人先后给周恩来、毛主席和周扬写信，表达悔意与效力新中国的愿望，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与毛主席早年有过一面之缘，在北大图书馆时期，毛主席曾到八道湾拜访鲁迅未果，与周作人有过一次短暂交谈，这段往事成为历史的巧合，也为周作人的命运增添了转机的可能。 就这样，一个"文化汉奸"获得了新生，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周作人晚年的工作状态令人敬佩，每天写作10小时以上，始终坚持用毛笔写正楷，即使年老体衰，也要用绳子将笔绑在手上继续创作。 1967年文革期间周作人去世，终年82岁，他的散文以闲适平和见长，被誉为"闲适派"代表，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影响深远，他的翻译作品如《伊索寓言》、《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至今仍被学术界推崇。 信源：凤凰网（周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