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宋时轮在饭店吃饭，无意间听到老板的名字，他手猛地一抖、放下筷子对服务员说：“快带我见她！” 锦江饭店那天中午，宋时轮正扒着饭，一个服务员嘴快，提了句：“这是董竹君开的地方。” 筷子一下子停住，宋时轮僵了几秒，脑子一下回到1929年，那个血糊糊的冬天。 饿得发抖、满身是伤，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着，命悬一线时，就是这位饭店老板娘，扔下一碗热饭、一件棉衣，还有八块大洋。 谁都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饭店还开着，人还在。 宋时轮找来纸笔，手是抖的，写下一句：“李堂萼介绍的宋时轮求见。” 这几个字，他写得小心又急切，像捏着一根救命稻草，不敢保证董竹君，还记得当年那场萍水相逢，但人总得试一试。 纸条送进去那会儿，董竹君先是犹豫。 她不是没见过世面，饭店里国民党高官来来去去，稍有风吹草动都要谨慎。 但看到“宋时轮”这个名字，脑子里一下子跳出那张脸——浑身血迹、撑着一口气，说不清来历，也不愿多讲的年轻人，她还是决定见。 门一开，多年未见的人，站在眼前，头发花白了些，背也直了，眼里还带着那股倔劲。 董竹君没说话，宋时轮先开口，眼圈一下红了。 他不是个爱哭的人，战场上子弹飞都没掉过泪，偏偏在这一刻，情绪上来了。 说到底，这一场重逢，等了太久。 时间往回拉，拉到1929年，上海街头。 那年他刚逃出长沙，身份早暴露，口袋空空，满身伤痕，晚上睡在桥洞里，白天四处要饭，连讨饭都得小心翼翼，怕被特务认出来。 那天，饿得快昏了，身上衣服破得像抹布，走到锦江饭店门口，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往门口一站。 正好碰上董竹君下楼，目光一对上，就看见他那双眼。 不是一般的流浪汉。那双眼里有劲儿，也有求生欲。 董竹君叫人把他扶进去，没多问，先让厨房下人做饭，再叫人拿了件干净棉衣。 吃完那顿饭，宋时轮几乎泪崩。他说得不多，只拜谢了一句，匆匆道了名姓，说是李堂萼那边来的熟人。 饭吃完了，衣服穿上了，最后一件事——董竹君又给了八块大洋。 没问他是谁，要去哪，只说“走吧，别让人盯上。” 八块大洋，在那年月，够一个青年混上一段，就是这八块钱，成了救命的筹码。宋时轮转身就走，一路南下湖南，投奔红军。 这场恩情，他记了半辈子。 董竹君，若真说起来，身世比宋时轮更像传奇。 13岁被卖进青楼，唱戏学琴，靠脸吃饭，却一心想逃。 那时候夏之时看上她，花钱赎人，她以为找到了归宿，没成想婚姻破裂收场，自己带着一口气东山再起。 她敢赌，敢拼，最重要的是看得清楚——这世道迟早要变，得抓住机会。 于是有了锦江饭店，表面做生意，里头可不是个普通饭馆。 地下党员进进出出，情报在菜谱里传递，甚至菜单都做了手脚，成了密码本，点菜点对了，就是接头，点错了，饭照上，事不成。 李堂萼是黄埔六期，来这边联系情报，顺口提了一嘴，说起有个湖南出来的进步青年，正处境艰难。 董竹君没问多的，只一句：“带过来吧。”结果李堂萼没赶上，宋时轮自己落到她门前。 她从不认人，只认事，肯冒风险帮忙的，不止宋时轮一个，她自己说过：“那时候像他那样的年轻人，救过不少。” 可不是人人都能撑过去，也不是人人都能回来。 几十年过去，谁还记得一碗饭、一件衣？ 但宋时轮记得。 这次见面，他没带礼，但却拎来一把战场缴来的指挥刀，日军的，没包好，没藏着，就那么赤裸裸放桌上。 “带刀上门，不是谢恩，是说——我做到了。” 董竹君看了眼刀，笑了，她不缺这些，说得简单：“我这饭店还在，人也还在，那就够了。” 锦江饭店后来没再挂私人名义，董竹君主动交了国家，一分钱没要，饭店成了外宾接待地，也成了上海一张名片。 宋时轮转头就进了朝鲜战场，带着“万岁军”的旗号，在那片冰天雪地里打出了个响。 两人此后断断续续有联系，不多，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那种——知道你还活着，就够了。 这事儿翻出来讲，是因为现在的人太容易忘，忘了在那个年代，什么叫命悬一线，什么叫一饭之恩。 董竹君，一路从青楼走出来，扛住风言风语、权贵威逼，把饭店做成一座桥梁，供情报传递、革命生根。 她赌赢了，不靠男人、不靠出身，只靠脑子和胆子。 宋时轮，从浑身是血的青年，到坐镇边疆的将领，靠的不是运气，是咬牙死扛，和一次次撑过来的韧劲。 那年重逢，是历史转了一圈，把两个曾在乱世中擦肩的人，又放到一起。 时代滚滚，两人不算主角，却在暗处推了一把。 一碗饭救命，一把刀还情。世道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