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社会上的凶杀案件时有发生，笔者从景德镇的马某、河南党志军，还有广东那位杀害同居十多年女友的吴某这三人的案件来看，他们作为男性，所具备的一些共同特点： - 性格冲动且极端： 三人都无法合理控制情绪，遇到矛盾就被冲动左右。马某因工伤赔偿没谈拢，老板还出言刺激，便持刀行凶；党志军不满判决结果，不是通过合法途径申诉，而是购买剔骨刀杀害法官；吴某被女友拒绝发生性关系，瞬间恼羞成怒，用斧头砍杀对方 ，冲动与极端让他们轻易夺走他人生命。 缺乏正确解决问题的能力： 正常情况下，遇到纠纷可以通过沟通、法律等手段解决。可他们却选择暴力。马某打官司胜诉却拿不到赔偿，本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却选择极端报复；党志军认为判决不公，没有理性维权，而是谋划杀人；吴某面对女友离开的想法，不是和平分手，却妄图用暴力强迫对方顺从 ，他们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让矛盾走向无法挽回的局面。 - 漠视生命与法律： 在他们心中，生命和法律的分量极轻。马某无视法律威严和他人生命，用暴力发泄不满；党志军杀害依法履职的法官，公然践踏司法公正和法律尊严；吴某对同居11年的女友痛下杀手，将生命当儿戏。他们对生命和法律的漠视，使自己沦为罪犯。 从景德镇女老板邵某（马某案被害人）和法官王佳佳（党志军案被害人）的案例看，女性成为凶杀案被害人的共同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 处于矛盾冲突的核心对立角色 - 邵某作为纠纷中的“责任方”（工伤赔偿争议的企业主），马某将利益诉求未满足的愤怒直接指向她；王佳佳作为司法裁判者，党志军将对判决结果的不满迁怒于她。两人均因所处角色成为凶手眼中“矛盾源头”，成为暴力报复的目标。 2. 凶手的极端归因与失控情绪 - 凶手（马某、党志军）在自身利益受损或诉求未达时，不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反而将责任单方面归咎于女性被害人，认为其“故意刁难”或“不公”。这种极端认知下，情绪失控引发暴力，女性成为其宣泄怨气的对象。 3. 权力关系中的被动标签化 - 邵某的“老板”身份、王佳佳的“法官”身份，在凶手眼中可能被曲解为“权力上位者”，进而激发其仇视或对抗心理。凶手将自身置于“弱势受害者”角色，将女性被害人视为“压制者”，通过暴力实施“反抗”，本质是对正常社会规则的破坏。 4. 暴力犯罪的随机性与针对性交织 - 案件中，女性被害人的性别并非直接诱因，但其所处的社会角色（纠纷对立方、司法执行者）使其成为凶手“精准选择”的目标。凶手的犯罪行为围绕具体矛盾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