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信，说急着要两万块钱，理由也简单，他要送一批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还要筹革命经费，实在是凑不出来这笔钱。 章士钊没多问，转头就帮他弄到了这笔巨款。 这钱说起来轻巧，可当时正值动荡年代，两万银元不是小数目。 几十年后，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在一次散步时突然提起这事，说：我还欠你爸两万块钱呢。 这话一说出来，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才知道，原来他们家和毛泽东之间，还有这么一段老账没清。 那年毛泽东在北京当图书馆助理，一个月工资只有8块。 他为新民学会奔走，又赶上杨昌济去世，手头更紧。 杨昌济临终前给章士钊写了推荐信，说这个湖南来的青年不简单。 章士钊一看推荐信，再一见毛泽东谈吐不凡，当即就答应资助。 钱是怎么来的？有说法是章士钊个人掏腰包，也有记载说他在上海找了进步人士帮忙，总之凑齐了两万银元。 这笔钱不仅让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等人顺利启程去法国，也让毛泽东得以回湖南组织工人运动，继续推进革命。 几十年过去，这事没人再提，直到1963年冬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身边是章含之。 他突然说：“你爸的钱，我还没还呢。”章含之一脸茫然，回家问父亲。 章士钊笑了，说：“确有其事。”毛泽东不久后安排秘书，每年正月初二送2000元，打算分十年还清。 这可不是象征性意思，每年2000元，十年共两万，毛泽东亲自定下来的，还说这是自己稿费里出的。 章士钊一开始不想收，他说，这钱不是毛泽东个人借的，是社会捐款，怎么能还？可毛泽东坚持，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章士钊后来收了，他嘴上说收，是因为毛主席照顾老朋友，心里明白得很：这是在照顾他晚年生活。 也的确，当时章士钊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生活也清苦，毛泽东不愿直接给补贴，怕伤了他脸面，就用了还债这个名义。 两人都清楚这笔账不简单，它不是普通的借贷，而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1964年到1973年，这十年里，毛泽东每年都准时让人送钱。钱虽不多，但份量重。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留着这些汇款的记录，连收据都在。 1973年，本金已经还清，毛泽东还没打算停，他对秘书说，利息还得继续给。 秘书问怎么给，他说，怎么给不重要，只要章老还活着，这钱就得每年送。 那年年底，92岁的章士钊去香港为两岸事务奔波，病倒了，没能回来。 毛泽东听到消息，沉默了很久，他亲自批准了章士钊的追悼会规格，规格极高，邓小平、叶剑英都到场。这个场面，足见分量。 章士钊并非共产党人，他早年跟孙中山搞同盟会，后来也做过北洋政府的官，还当过国民党的高官。 可他一直支持年轻的共产党，尤其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章士钊专门送他上火车，说：“走字里一个‘足’一个‘止’，你赶紧走。”这是提醒他：此地危险，快撤。 解放后，毛泽东仍然信任章士钊，他不仅让他当政协委员，还让他作为特殊代表去香港，和一些旧人士沟通。 章士钊跑了不少趟，有时候是为文化事务，有时候是统一战线的工作。 很多人不知道，毛泽东的婚事，章士钊也帮过忙。 毛泽东要娶杨开慧，杨家的亲戚有顾虑，章士钊给他们写信，说毛这个人“天日之表，龙凤之姿”，才算把婚事定下来，这种交情，不是一天两天。 从青年时期的提携，到晚年的惦念，这笔“两万块”的账，承载的不止是钱，是两代人的交情，是革命年代的互助，是建国后政治人物之间的默契与尊重。 章含之后来回忆，父亲临终前提起这事，说：“主席是怕我面子薄，才用还债的名义补助。” 这句话，是看透也是敬重，他知道毛泽东在意的，是不欠情。 参考资料： 《章士钊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