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没想到，自己从正大军区政委，跌到了师级干部，每月只拿两百块生活费，还要靠烧煤炉取暖。 这一切，从1977年被一纸免职令打下来时，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根本停不下来。 1977年，兰州铁路局的事出了大乱子，派系斗争闹得不可开交，中央发了火，冼恒汉被点了名。 他被定性为“执行左的政策”的典型人物，免去中央委员、军委委员、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等所有职务。 虽然他嘴上说是“奉命行事”，但没人买账，上边认定他搞“一派压一派”，处理问题方法极端，责任难逃。 其实早在支左那几年，冼恒汉的问题就埋下了种子。 作为兰州军区的政委，还兼着甘肃省委书记，冼恒汉手上握着很大权力。 那时候任务是稳定局势，他也确实按着指示去做，但具体到执行上，他选择了支持一派，打压另一派。 为了立典型，他还推了一批“先进人物”，后来被揭发不少材料造假。 很多事情上，他过于信任基层汇报，缺少调查核实，一步步走到了偏激。 1975年，军区来了新司令，韩先楚，这位新领导上任后，把军区之前的工作一通批。 冼恒汉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干的全被否定了，心里窝着火，多次写信向中央反映要求调离。 可没想到，这一来反而给自己加了个“不服从工作安排”的罪名，两人关系彻底僵住，矛盾越积越深。 被免职后，冼恒汉在北京闲了五年，这五年，他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每天除了看看报纸，就是发呆，没人敢找他说话。 他想过回到地方找点事干，多次打报告，都石沉大海。 1982年，组织上通知他回甘肃“解决问题”，他还以为有转机，结果一下飞机就被“请去”单独住着，连出门都得打报告。 隔离期间，冼恒汉情绪非常激动，一天夜里突然心脏剧痛，送去医院一查，心肌梗塞。 出院后，组织告诉他，退出现役，师级待遇，发放生活费每月200块，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太大，他在家人面前一言不发，整整坐了一天。 日子苦得像掉进了冰窟，安置的房子又小又破，冬天没暖气，只能靠煤炉子取暖，每次生火，屋里呛得不行，好几次因为煤气中毒住院。 冬天一到，他就赶紧想办法住院避寒，钱也紧张，除了生活费，什么补助都没有，连买煤的钱都得精打细算。 他心里明白，自己这辈子是翻不了身了。 一次跟亲戚聊天时，他咬着牙说：“做得多，错得也多，不做也错，怎么活？”家里人劝他开朗点，他只是摇头，长叹一声。 那几年，他几乎不出门，连老战友聚会都不去。他说：“出去别人看你那眼神，谁受得了。” 有人说冼恒汉脾气犟，自己作的，他也承认，脾气硬，不服输，但更多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被时代推着走的。 他在回忆录里写：“那几年，下面整人，上面又整我，干啥都两头不讨好。”简单的一句话，透着无奈。 其实也不是没人帮他说话，李先念、王震这些老领导都替他打过招呼，要求组织上重新考虑，但那时候风气紧，谁也扛不动。 到了1984年，待遇稍微调整了一下，升到军级，但职务没给，名义上也是“休养”，实际跟边缘化没区别。 1988年，国家授勋，他得了个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算是对他过去工作的肯定，可他心里清楚，这跟真正恢复职务是两码事。 他拿着奖章在家里坐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把勋章锁进了抽屉里。 冼恒汉晚年的生活可以用清冷来形容。 冬天一到，他不是在医院，就是裹着军大衣躲在屋里烧煤取暖，吃的喝的很简单，最多就是煮点面条，配点咸菜。 每次有人来访，他总是笑着接待，但话不多，常常听着听着就发呆。 老战友们来看他，最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是：“如果当年没接那个差事，可能不至于走到今天。” 说完又自嘲一句：“不过，干一辈子，也算对得起良心。”很多时候，他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外头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他对外界的评价几乎不作回应，只是偶尔会提一句：“国家强大了，苦也值了。”这话是真心的。 虽然个人命运跌宕起伏，但他对国家、对部队，始终没有怨言，这种情感，也许是那个时代许多老兵共同的情怀。 冼恒汉的经历，说到底，是那个特殊历史阶段千千万万政治人物的缩影，风云变幻中，有人上位，有人跌落。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解释，更不是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命运的轨迹。 他晚年没大张旗鼓地喊冤，也没四处申诉，只是默默过着简单而清苦的日子。 1990年代初，冼恒汉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老朋友们听说后，三三两两来看他。他见到熟人，总是咧开嘴笑笑，很少提过去的事。 一次，一个老部下问他：“老首长，后悔吗？”冼恒汉笑着说：“后悔啥？活着就挺好。” 这一笑，像是把几十年的辛酸都咽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