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原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写信给关麟征，说：“老子在前方跟共产党打仗，你们反把我儿子当共产党抓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结果，1949年2月黄翔率部起义，4月儿子和朋友驾着飞机也起义了。
黄翔的儿子叫黄琪玲，在父亲的安排下，原本在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炮兵大队学习，入学第二年抗日战争胜利了，黄原本以来天下从此太平了，但没想到老蒋又发起了内战，这令年轻气盛的黄琪玲十分郁闷。
当时共产党在成都有发行《新华日报》，还设有进步书店，专门宣扬共产党的救国理念，黄经常私下偷偷阅读，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1947年秋，临近毕业时，黄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准备办《国魂文谊》的刊物，并为此展开筹备活动，然而刊物还没出，他们就被军统给抓了。
远在北平的陆军将领黄翔听说儿子被当共党给抓了，心下十分着急，马上写信给军校校长关麟征和教育长吴永周，气愤地说：“老子在前方作战，你们却把我儿子抓了，真是岂有此理！”，同时，中共地下党出于保护爱国青年，也对黄等人展开了营救。
军统原本想把此案当作重案来办，不想中间经中共地下党活动，案件有了转机。当时中央军校炮兵大队的指导员李碧光是一名地下党员，黄的案子就是经他审理的。
李以政工人员身份抢先介入此案，从学校管理的角度出发，把黄等人从军统处要了过来，经过简单审理后，便向上级汇报说这个组织并没有政治背景，只是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并建议鉴于学生们有认识错误的表现，从轻发落。
死罪虽免，活罪难逃，黄琪玲等人被炮兵大队除名，之后关了半年被释放。出狱后，黄与几名同学北上就去寻找父亲黄翔了。
父子二人在北平一见，相互交流了一下对共产党的看法，以及当下国民党的局势，最后达成一致：随时准备投共。
1948年，黄翔升任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之后把黄安排到武汉陈明仁处，出任武汉警备司令部警卫排长。
在此期间，黄结识了国民党空军武汉王家墩机场飞行员梁惠福，二人志同道合，而且梁也因不满国民党统治而坐过牢，共同的遭遇拉拉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1949年2月，黄琪玲在《武汉日报》上看到一则令他兴奋的消息，父亲黄翔在北平起义了，他马上想飞奔到父亲身边，但此时他已受到军统严密监视，想脱身很难。
于是，他找来梁惠福商量，并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以梁的身份弄一架飞机，但毕竟这是掉脑袋的事情，梁劝黄要想好，黄坚定地说：“就算死了，也比现在这样活着强。”
其实梁对此也早有准备，他此前早就打听过，解放区对于驾机起义来的飞行员十分欢迎，只要他们的飞机到解放区时上下摇动一下机翼，算是暗号，马上就会有人接应他们。
虽说方案确定了，但要想成功起飞还是难上加难。为了麻痹机场相关人员，他们在起飞前一晚，4月6日晚上，在黄的家中举办了一场舞会，几乎把王家墩机场的飞行员及家属都请来了，舞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待到大家疲惫不堪都撤后，黄、梁二人，外加黄的表姐王亚蒙，三人开始行动了。
此时梁已经提前准备好一架B25炸机，飞行目的地石家庄，如果中途遇到敌机追赶，则本着就近原则着落。
对于如何进入机场，也做好了安排，黄学着梁也扮作飞行员，王则扮做阔太太，因为当时国民党很多军官都拖家带口逃跑。
而他们最担心的是，在起飞后如果遭遇阻拦怎么办？黄是完全豁出去了，谁阻挡就打死谁；起飞后也会遭到追击，如果幸运，在时间上他们有优势，那就可提前降落，万一时间上来不及，那就用飞机上的机关炮打追击机，实在不行，还是一死，直接撞机。
总之三人抱定了必走的信念，即便粉身碎骨，他们也决不回头，但他们所有的准备几乎都是多余的。
由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相继发起，武汉已陷入一片混乱，机场管理也不例外，管理上漏洞很多，要不然梁也不会轻易搞到一架飞机。
4月7日凌晨5点，三人的冒险之旅开始了，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机场，之后迅速登上飞机，梁惠福马上操纵飞机，随着轰鸣的引擎声，飞机腾空而起，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三人几乎可以宣告逃跑成功了。
飞机刚一起飞，梁就收到地面指挥官的紧急呼叫：“914，你的任务是什么？”，梁沉着答复：“914试飞！”，塔台气急败坏地呼叫：“914，你没有试飞任务，我命令你立即落地！”
梁不再理会，关掉了收音机，加足油门，义无反顾地向北飞去。王家墩地面指挥部马上刻出派数架飞机追击。
半小时后，飞机飞抵解放区郑州上空，同时追击的飞机也在向他们逼近，按事先的计划，他们就近选择郑州着落，当飞机减速盘旋，摇动机翼后，地下涌出一股人群马上向他们跑来。
待他们顺利着陆后，走出舱门迎接他们的是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和歌声，他们的驾机起义真的成功了。
与此同时，敌机由于遭到解放军高射机枪的射击，盘旋之后逃走了。但遗憾的是，那架起义的B25轰炸机次日被炸毁了。
4月23日，三人在北平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