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原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写信给关麟征，说：“老子在前方跟共产党打仗，你们反把我儿子当共产党抓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结果，1949年2月黄翔率部起义，4月儿子和朋友驾着飞机也起义了。 黄琪玲三次被军统逮捕，理由竟是读了《新青年》《延安通讯》。 成都国民党军校炮兵大队，那点风声草动，终究瞒不过军统的眼线。 黄翔前线血战，儿子后方受罪，愤怒压不住，直接写信给校长关麟征，信里一句话直戳肺管子。 这封信不客气，连教育长吴永周一块骂上。 黄翔是第九十二军军长，位高权重，平时讲礼法，这次信里火气足。 关麟征表面压下信件，实则一点不敢怠慢，炮兵大队指导员李碧光，地下身份藏得深，第一时间把消息送出。 组织定下策略，由李碧光出面，穿针引线。 黄琪玲最终“被定性”为“文艺青年组织”成员，关押半年，交待态度良好后被除名。 关出来没多久，就直接北上找黄翔，父子两人见面，话不多，一拍即合。 “这仗打不下去了。”黄翔心里这口气，从儿子被抓那天就憋住了。 1949年2月，傅作义已与解放军接上线，准备和平解放北平，黄翔这时动了。 第九十二军随即响应，在北平起义，四个军长里，黄翔排前列，手握要害兵力，关键时刻松口气，整座城省下一场血战。 但这场戏远没完，黄琪玲那时被盯得紧，人在武汉，军统全程监听。 可空军系统有漏洞，飞机调度和“试飞”成了突破口。 黄琪玲联系上飞行员梁惠福，两人达成默契，1949年4月7日，清晨，借着试飞名义，驾驶B-25轰炸机直飞解放区。 起飞十分钟后，地面炮火封锁起飞跑道，错过就是死，飞机一路南飞，绕过空防区，冲进郑州上空时，油快见底。 地面收到投下的信号包，确认身份后指示降落。 那天黄河风急，B-25重机几乎滑出跑道，机头一点，差点掀翻。 落地后，黄琪玲瘫在舱门口，梁惠福连滚带爬跳下来，抱着地面引导员直喘气。 这架飞机，是解放军收编的第一架B-25，是空军成立前最大胆的一次投诚。 父子起义，一个带军，一个带机，前后两个月，精准配合。 军事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信号：连嫡系都跑了，国民党这摊子，谁还真心卖命？ 黄翔起义后主动退出军队，调入水利系统，专搞河道治理、水电开发，彻底撇清旧部残留。 十年三调，官没再升，倒是名声一路走高，政协、水利部都挂了名。 1990年冬天，黄翔因心脏病去世，走得安静。 黄琪玲转入空军干部系统，一手资料收集，一手教学编制，没再飞行。 多年后调入沈阳空军司令部，成了专家顾问。 那次起义虽没再提起，但空军内部人都知道，“那年B-25飞来的时候，机场全体起立。” 事件回头看，最荒唐的开头，就是抓人那一幕。 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在军校读书，三次被军统抓走，只因书架里多了几本文艺刊物。 国民党政权末期，自己人都不信自己人了。 军统搞“替罪指标”，谁名字上得多，算绩效高，黄琪玲倒霉，是因为有人正好缺个“嫌疑分子”，顺手就抓了。 黄翔的那句“老子在前方打仗”，不是情绪爆发，是底线被踩穿。 傅作义再三拉拢，黄翔起初没动，这事一出来，整个人都松动了。 还有人提到，黄翔受前上司侯镜如影响深。 侯早年已暗通中共，思想上有引导，黄翔虽属嫡系，平日却不搞那一套，办事干净，对基层士兵宽厚，打仗也讲规矩，这种人，不是铁杆，是用良知在硬撑。 起义这年，黄翔53岁，黄琪玲22岁。 父子兵、两代人，眼看同一堵墙要倒，选择了不做垫背砖。 没有宣传口号，没有政治造势，一封信、一次机动，硬生生走出死棋。 民心在哪儿，飞机就飞哪儿。军心去哪儿，部队就跟哪儿。 参考资料： 《傅作义与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