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保卫部门清查北京的敌伪档案，发现叫做王德的蓟县籍特务。当时，就有人向

1968年，保卫部门清查北京的敌伪档案，发现叫做王德的蓟县籍特务。当时，就有人向总参举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名叫王德，也是蓟县人，应该逮捕起来。”副总长李天佑上将听后，坚决表态：“不能轻易关人！” 1968年的北京，那时候，保卫部门正忙着翻旧账，查那些解放前的敌伪档案，想揪出藏在角落里的隐患。结果，翻着翻着，冒出来一份文件，写着一个叫王德的蓟县人，档案里说他是个潜伏的特务。这名字一出来，立马有人脑子一热，联想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德——一样是蓟县人，一样叫王德。这下可好，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得满城都是。有人直接就往总参跑，嚷嚷着要把王德抓起来，说这人八成是个大麻烦。毕竟那年头，名字一样、家乡一样，听着就让人觉得不简单。可副总长李天佑听了这事，皱着眉头，语气硬邦邦地扔出一句：“不能这么轻易抓人！”这一句话，算是把王德的命保住了，也让这事没那么快下结论。 要说王德是谁，得从头讲起。他是天津蓟县人，打小在农村长大，见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日子。二十来岁，他就投了革命，扛着枪上了战场。抗日战争那会儿，他在华东地区跟着部队打鬼子，冲锋陷阵，脑子活络，指挥起来有板有眼。后来解放战争，他也没闲着，跑前跑后，帮着部队搞后勤、定计划，立了不少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一步步熬上来，五十年代初当上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衔是大校，干得风生水起。可这人有个毛病，太直肠子了。五十年代中期，他对军区的一些政策看不顺眼，觉得有问题就直接提意见，嗓门还挺大。结果呢？上级觉得他这态度不合适，给他来了个转业，踢到山东计委干地方工作去了。 王德那时候估计也懵了。好好的军装脱了，换上中山装，跑去搞经济规划，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他收拾行李回了趟蓟县老家，呆了几天，缓了缓心情。到了山东，他倒也没撂挑子，干起活来还是那股军人劲儿，认认真真把规划弄得有模有样。日子就这么过了几年，到了1962年，几个老战友看他这人还行，能力没得说，就帮他活动活动，硬是把他拉回了军队。这回他去了军事科学院，干战理部副部长，没两年又升了少将，调到总参作战部当副部长。办公室里一堆地图和文件，他整天忙着研究战略，日子总算又有了奔头。 可谁能想到，1968年这档子事又找上门了。说白了，就是个天大的误会。保卫部门查出来的那个“王德”，是解放前在华北晃悠的特务，跟王德压根不是一个人。可名字一样、家乡一样，搁谁不犯嘀咕？那年头，风声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让人栽跟头。有人一听这事，立马觉得抓人准没错，恨不得赶紧把王德弄进去，省得夜长梦多。总参里头议论纷纷，有人拍桌子，有人皱眉头，气氛跟点着了火药桶似的。 幸好有李天佑顶着。这位副总长是老革命，见过大风大浪，脑子清楚得很。他一听这事，觉得不对劲。王德他认识，华东战场上一起扛过枪，哪能说变特务就变特务了？李天佑直接摆手，告诉底下人别急着下结论，先查清楚再说。他这一句话，算是给王德争取了时间，也让调查组有了空子去翻旧账。调查组也不是吃干饭的，拿出一堆老文件，查了王德当年的作战记录，发现他那会儿一直在山东打仗，压根没去过华北。那个特务王德，活动时间和地点都对不上。折腾了几个月，结论出来了：纯属同名同姓，两个王德没半点关系。 这事算过去了，王德也没啥大事，继续干他的活儿。不过，吃了这么一回亏，他做事更小心了。到了七十年代末，他调到兰州军区，当副参谋长，后来还升了参谋长。干啥呢？清查“三类人”，也就是审查部队里那些有问题的人。这活儿不好干，弄不好就得罪人。王德因为自己吃过冤枉亏，所以干这事特谨慎，每个案子都查了又查，生怕冤枉了好人。他这做法吧，有人不乐意，觉得他磨磨蹭蹭，耽误进度，有人就跑到军区司令韩先楚那儿告状去了。 韩先楚这人，仗打得好，做事也敞亮。他听完告状，把王德叫过来问情况。王德站得笔直，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说了，意思是宁可慢点，也不能搞错。韩先楚听完，没多废话，直接说让他接着干，军区支持他。有了这话，王德腰杆子硬了，继续按自己的节奏来。结果呢？他还真没弄出啥冤案，把这活儿干得稳稳当当。 退休后，王德回了北京，日子过得挺平静。没事就跟老战友聚聚，喝点茶，聊聊过去。他提起韩先楚的时候，总是满脸感慨，说这老司令够意思，关键时候拉了他一把。晚年他也没啥大病大灾，安安稳稳过了下去。回过头看，王德这一辈子，算得上是个老实本分的军人。打仗的时候冲在前头，干活的时候踏踏实实，碰上坎儿也能咬牙挺过去。1968年那场风波，差点让他栽个大跟头，可幸好有明白人顶着，硬是把真相给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