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杜月笙接到手下电话，“老大，有人出老千砸场子，砍不砍？但他说是您的朋友”，杜月笙见面一看，竟称他为奇才，当即上香拜了兄弟，发誓有福同享！
“杜老板，饶命！我不是故意砸您的场子！”年轻人跪在杜公馆的红木地板上，额头冷汗直流，可他的眼神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1924年的上海，法租界的夜晚总是喧嚣而危险，杜月笙的赌场更是无人敢惹的禁地。
今晚，这间赌场却炸了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混混，凭着一手出神入化的老千术，连赢二十把，差点把杜老板的场子掀翻。
杜月笙坐在太师椅上，手指轻轻敲着扶手，目光如刀般扫过年轻人。他身后的几名彪形大汉已经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执行“赌场规矩”——剁手。但杜月笙却摆了摆手，示意手下退下。他眯起眼睛，语气平静却带着压迫：“你说认识我？那我倒要看看，你这张嘴有多硬。”
年轻人抬起头，脸上闪过一丝窘迫，低声道：“杜老板，小的叫戴春风，衢州人。实不相瞒，我并不认识您，只是情急之下借了您的大名保命。赌场里那些骰子……我没用什么水银，就是靠耳朵听出来的。”
“听出来的？”杜月笙眉毛一挑，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他从桌上拿起一枚骰子，抛到年轻人面前，“来，表演给我瞧瞧。”
戴春风深吸一口气，接过骰子，在掌心轻轻一转，掷了出去。骰子在桌上滴溜溜转了几圈，停下时，赫然是六点。杜月笙还没来得及说话，戴春风又连掷三次，每次都在骰子落地前精准报出点数，丝毫不差。屋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连手下都忍不住低声惊叹。
“好！好一双耳朵！”杜月笙拍案而起，眼中满是欣赏，“戴春风，你这本事，放在上海滩可不是混混该有的命！”他顿了顿，语气一转，“说吧，你想要什么？钱？地盘？还是别的？”
戴春风却摇了摇头，苦笑道：“杜老板，我只想活下去。家里穷，读完高中就没钱了，只能靠这点小聪明混口饭吃。”
这一刻，杜月笙心中一动。他想起了自己年少时在浦东的苦日子，父母早逝，靠舅父养大，十四岁就到上海水果铺当学徒，削梨的刀工练得比谁都快，却还是被人瞧不起。眼前的戴春风，和当年的自己何其相似？不同的是，这小子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还有一身过人的本事。
“起来吧。”杜月笙起身，亲自扶起戴春风，“今晚这事，我不追究。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你不是混混，是我杜月笙的兄弟。”他转头对手下吩咐，“拿香来，咱们拜把子！”
那一夜，杜公馆里香烟缭绕，杜月笙与戴春风对天盟誓，结为异姓兄弟。杜月笙不仅送给戴春风一只镶金打火机作为信物，还慷慨解囊，资助他报考黄埔军校。杜月笙对戴春风说：“老弟，你不是池中物，黄埔是你翻身的地方。我在上海等你，迟早有一天，咱们兄弟要干一番大事业！”
时光流转，1927年的上海，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杜月笙以青帮之力助蒋，血腥镇压共产党工人武装，汪寿华等领导人惨遭杀害。这场腥风血雨中，戴笠（戴春风）也崭露头角，他凭借在黄埔学到的情报技巧，成为蒋介石的得力耳目。杜月笙与戴笠的兄弟情，在这乱世中越发紧密——一个是青帮大佬，掌控上海黑白两道；一个是军统新星，蒋介石的“佩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杜月笙与戴笠的合作进入新阶段。他们联手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后改为“忠义救国军”，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刺杀汉奸，破坏日军后勤。据军统档案记载，戴笠亲自指挥刺杀了青帮叛徒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而杜月笙则通过青帮网络募集资金，收容难民，为抗战输送物资。两人的配合天衣无缝，上海滩的地下抗日力量因此声势大振。
然而，兄弟情并非没有裂痕。杜月笙的女儿杜美茹曾回忆，父亲对戴笠既敬佩又畏惧。每次戴笠来杜公馆，杜月笙都会藏起鸦片烟具，喷上香水，生怕这位“特工王”不满。戴笠则对杜月笙的青帮背景有所保留，担心其过于庞大的势力会威胁军统。两人表面亲如兄弟，内心却各有盘算——杜月笙需要戴笠的官方背景巩固地位，戴笠则依赖杜月笙的情报网扩展军统影响。
历史学家邵雍在《抗日战争下的上海帮会》中指出，杜月笙与戴笠的合作在抗战中功不可没，但两人关系复杂，既有兄弟情谊，也有权力博弈。戴笠死后，军统内部迅速由毛人凤接管，杜月笙失去强援，青帮势力在上海逐渐式微。1949年，杜月笙拒绝随蒋介石去台湾，移居香港，1951年病逝，终年63岁。
据统计，忠义救国军在抗战期间刺杀了至少20名高级汉奸，破坏日军补给线数十次，为抗战胜利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戴笠死后，杜月笙的青帮逐渐失去靠山，内部分裂，外部受压，最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彻底瓦解。
这段乱世佳话，留给后人的，既有兄弟情深的感叹，也有对那个时代的复杂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