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因功升任军机大臣。位极人臣，却买不起北京城的一座小院。跟随他出征的3位部将，为了补偿西征欠饷，死后竟然没钱买一副棺材！ 光绪六年七月初七，清廷下达谕旨，召回远在新疆的左宗棠入京。经过数月跋涉，这位年近七旬的封疆大臣终于抵达京城。 然而，就在崇文门外，左宗棠遭遇了一道意想不到的阻碍。守门太监索要四万两白银作为进城费用，这让素以清廉著称的左宗棠陷入了困境。 最终是恭亲王奕䜣支付了八千两银子，这场闹剧才得以平息。这一幕折射出当时朝中某些势力对这位功勋卓著的大臣的刻意打压。 进京后的左宗棠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他需要在京城安置住所。他给京城的好友徐用仪寄去两千两银子，请其代为购置一处宅院。 这个要求并不高：不需要按照一品大员的规格，只要和普通京官的住处差不多就行，唯一的特殊要求是希望宅子带一块空地，可以用来种菜。然而，这点银两在寸土寸金的京城根本买不到像样的房子。 困顿的处境源于左宗棠一贯的清廉作风。在离开西北时，他曾和西安军需局道员沈应奎算过一笔细账：他的全部积蓄只有三万两银子。 这笔钱要支付胡雪岩采买军需的欠款、捐助兰山书院的一千数百两膏火银、给吴柳堂的千余两赡家银。此外，还要还清湖南老家的数千两债务，以及支付北上路费两三千两。 剩下的钱只够勉强维持在京生活，连最基本的轿夫费用都要缩减。这位收复新疆的功臣，竟连一间体面的住所都无力购置。 在他的账本里，没有任何中饱私囊的记录，有的只是年复一年将俸禄补贴军用、捐助好友的支出。 当时的京城，权贵们的府邸富丽堂皇，商贾巨贾的宅院雕梁画栋。而这位刚刚收复了六分之一国土的功臣，却只能寄居他人宅邸，无奈地成为了一位＂晚清北漂＂。 在光绪七年，西南边境战事吃紧，左宗棠的老部下王德榜率领恪靖定边军奔赴越南前线。这支军队的士兵大多是从湖南招募而来，与左宗棠西征时的将士一样英勇善战。 然而，由于朝廷缺乏有力支援，恪靖定边军在前线陷入困境。李鸿章一派趁机排挤王德榜，使这支骁勇之师失去了补给来源。 最终，王德榜不得不解散部队，带着未领到的军饷黯然离去。这位跟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臣，死后连一副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 另一位将领周崇傅的遭遇同样令人唏嘘。他在西北时期以清廉著称，当地百姓称他为＂炊饼道员＂，因为他每日三餐仅以炊饼充饥。 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后，特意征召周崇傅前来整顿盐务。周崇傅上任一年，便为朝廷增加盐税收入二百多万两。 但是，他革除积弊、打击贪官的做法得罪了许多既得利益者。在李鸿章势力的打压下，周崇傅最终被迫离职回乡。 即便是功勋卓著的台湾道刘璈，也未能逃脱厄运。刘璈曾在台湾治理有方，是左宗棠最为信任的部将之一。 然而，他的能力和政绩反而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威胁。朝中势力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革职查办，与其子一同发配至宁古塔。 在苦寒的宁古塔，失去一切依靠的刘璈最终郁郁而终。临终前，他连安葬费用都无法支付，不得不由当地百姓凑钱料理后事。 这三位部将的遭遇并非个例。左宗棠麾下多位将领，在为国效力时不惜倾家荡产，却在功成身退后落得凄凉下场。 他们的遭遇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晚清官场，清廉并非美德，而是政治斗争中的软肋。那些不愿同流合污的将领，最终都难逃被排挤的命运。 这种打击也严重影响了左宗棠的声望。外界对比曾国藩、李鸿章门下出了众多封疆大吏，而左宗棠的部属却多数落魄，便得出左宗棠不善培养人才的结论。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政见之争，反映了晚清朝廷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李鸿章主张＂求和＂，认为清廷应该避免与列强发生正面冲突。 而左宗棠则坚持＂以战求和＂的立场，他在军机处多次强调：＂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 这种分歧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河内大败法军时，李鸿章拒绝出任督办越南事务的职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过七旬的左宗棠立即表态愿意亲率大军前往越南，甚至说出＂衰朽余生，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的豪言。 清廷对这两种态度的反应，充分体现了其矛盾的心态。在局势紧张时，朝廷需要左宗棠这样的强硬派来震慑外敌、稳定军心。 但当形势稍有缓和，朝廷又担心左宗棠的强硬立场会激化矛盾。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导致左宗棠在军机处多次受到申饬。 短短两个月内，左宗棠就因为调动黄少春、为曾纪泽说话、未能参加光绪帝寿诞等原因受到三次处分。这些处分的背后，是朝廷对这位功臣的刻意打压。 最终，年迈的左宗棠被派往福建督办军务。在福建期间，左宗棠目睹了自己一手创建的福州船政被毁，却无力回天。他只能通过不断上书，呼吁朝廷重视海防建设。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这位晚清最后的铮铮铁骨在福州病逝。他的遗折中写道：＂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