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总统顾问和南京市市长，蔡元培是他的学生，通晓七国语言，舌战列强，为国家筹得5亿大洋，却被诬陷为卖国贼。 1894年，马相伯被李鸿章点将，踏上赴美谈判的路。 这时候的清政府，海军几乎是纸糊的，北洋舰队眼看着，就要被日本撕成纸片。 筹款，是救命的事。马相伯张口八国语言，三个月谈下5亿元贷款，利率低、条件宽，是把死棋谈活了。 可一回国，清廷翻脸，外债触了谁的逆鳞？ 是保守派，是官僚集团，是整个腐朽体制。，那些人不信马相伯能干成事，宁愿信他勾结洋人。 贷款没落地，反被扣了顶大帽子——“卖国贼”。 人前舌战列强，回头被骂成汉奸，这是马相伯第一次从“国士”跌成“弃子”。 更荒诞的是，这笔贷款一分钱没花，却成了骂名的源头。，晚清不是怕外债，是怕权力外泄，一个能说会道的“老读书人”，太不安全。 后来进了《辛丑条约》谈判桌，马相伯又上阵。 这时候清朝签丧权辱国的条约签得手软，舆论一边倒，只认“谁签了谁是狗”。 可这次谈判，马相伯硬是在列强面前，力争每一项条款，赔款、驻兵、割地，全都死扛。 法语、德语、日语切换着怼，能讲到谁脸红谁就闭嘴。 可就算吼破嗓子，条约还是签了，清廷没底气、没军队、没胆子，马相伯成了“妥协派”，不但不被理解，还被当成替罪羊推出去顶锅。 在外交场上拼命护国，却一次次被国家出卖。 一个人能承受几次这种反转？马相伯认了，却不服。 1899年，辞官归乡，不是退休，是改道，他知道朝堂没戏，换战场，家里有三千亩田，直接捐了地，砸锅卖铁办学——震旦大学。 这不是一所普通学校，是马相伯拿命换来的“第二战场”。 自编教材，自己上课，学生自治，按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方式教书育人。 办了两年，革命志士开始从教室里走出来，于右任、邵力子，都在他门下。 可教育这条路也不清净，教会盯上了，法国教会借着名义掌控校权，背后有人撑腰，抢了震旦大学，改了章程，赶了人。 马相伯愤而带人出走，在上海重新立校，起名“复旦”，意思很清楚：中华复兴，从这里再来。 这是当头再来的一锤，没钱了，靠朋友接济、靠卖字贴维持，甚至亲自去街头劝募，什么叫“毁家兴学”？这就是。 教育理念当时是超前的，不是私塾灌书，是让学生动脑、自治、思考国事。 别说当时的老学究不接受，就连官员都看不惯。 学生搞学潮、办报纸、参与革命，统统和马相伯有关，蔡元培后来评价他，“用宗教般的热情做教育”，没夸张。 可理想主义永远在现实里吃瘪，震旦被抢，复旦也时刻有人盯着，教育的火烧得旺，全靠一把老骨头死撑。 1931年，“九一八”爆炸声传来。马相伯已经九十一岁，本该是朝阳下喝茶的年纪。 他没躺平，开始写字、写对联，卖了十万元捐前线。 标语写得扎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国破山河在，愿随江山终老。”这不是姿态，是行动。一个九旬老人，蹒跚街头，一笔一笔凿下的血性。 报纸登出“爱国老人”四个字，全上海人知道这个“老疯子”又站出来了。 活到九十九岁，晚年瘦得像根竹竿，声音却还硬。 临终前一句话，刺穿了时代的喉咙：“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这句骂得狠，但真实，他一辈子在叫——在谈判桌上叫、在讲台上叫、在街头写字时叫。 他叫的是“觉醒”，不是“反抗”；是“做事”，不是“怨天”。 可这一声声，被大多时候当成了“聒噪”。 就连身边人也不是都懂。 母亲临终前，拒绝他探望——不认这个“被官府骂的儿”，学生于右任早期敬重，后来也因政治距离拉远，渐行渐远。 身为天主教徒，代表中国和列强交道，又讲自由讲民主，这三样凑一块，在那个年代，就是靶子。 背后骂声没断过，书上却没敢少写他一句。 外交失败的锅扣他头上，教育事业被人砍断，爱国行动被当成情绪表演。 马相伯这一生，活得太复杂，也太干净。 2017年，复旦大学设立“马相伯奖”。 这才是迟到的正名。可人早已不在，错过了所有辩解的机会。 历史走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发现这个“被骂一百年”的老头，说的才是真话。 复旦这俩字，现在还挂在中国最高学府的门口。马相伯的“狗叫声”，总算传了出去。哪怕等了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