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之前，叫来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叮嘱道：“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敬请大家点一下“关注”，可以留下您的精彩见解，感谢分享与支持哟！ 1942年深冬的江津，潘兰珍往丈夫手心又塞了个汤婆子，自己却裹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缩在床脚，陈独秀的喘息声像破旧的风箱，每一下都牵得她心头直颤——这声音她听了十二年。 从上海租界潮湿的阁楼到重庆郊外的茅草屋，如今竟像秋后残叶般摇摇欲坠，兰珍啊…… 陈独秀忽然睁眼，浑浊的瞳孔在昏黄油灯下泛着水光，他枯枝般的手指死死攥住妻子手腕，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前日研墨留下的墨渍。 潘兰珍慌忙凑近，听见丈夫用气声嘱咐：教育部送来的钱，莫动……这些最后的嘱托像块烧红的炭，烫得潘兰珍喉头发紧。 她想起三年前那个闷热的午后，邮差送来牛皮纸信封，陈独秀看都没看就扔进灶膛，火苗蹿起来时，他冷着脸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那时她还不懂什么叫"气节"，只记得丈夫脊背挺得像杆标枪，油灯爆了个灯花，陈独秀的手突然脱力垂下。 潘兰珍慌忙去握，触到一片刺骨的冰凉，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泪珠子噼里啪啦砸在蓝布被面上，洇出深色的花。 门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是邻居大娘来送最后一碗米汤，潘兰珍机械地接过碗，手抖得险些泼了汤药。 葬礼那日，江津的天阴沉得能拧出水，潘兰珍穿着靛蓝粗布褂子，发间别着朵白纸花，跪在泥地里给来客磕头。 前清举人邓蟾秋拄着拐杖叹气，说独秀先生若肯低头，何至于此；穿长衫的学生红着眼眶要拜师母，被她侧身避过；最扎眼的是几个西装革履的官员，假模假式拭着眼泪。 临走时还往灵前扔下银元，叮叮当当的声音让潘兰珍太阳穴直跳，先生留下的书，该当如何处置？ 邓蟾秋指着堂屋堆成小山的线装书问，潘兰珍望着那些泛黄的书页，想起丈夫夜夜伏案的身影，墨汁滴在粗布衫上洇成朵朵墨梅，她咬咬牙：烧不得，卖不得，且先收着吧。 这话传出去，倒惹来不少人登门，有举着银票的出版商，说要替夫人出回忆录；有挂着政府徽章的说客，劝她接受"烈士遗孀补助"，潘兰珍总把来客让进堂屋，奉上粗茶。 自己则抱着陈独秀的旧烟斗坐在门槛上，待人说得口干舌燥，她便起身福一福：先生临终嘱咐，不敢忘。 最难熬的是春荒，米缸见底时，潘兰珍挎着竹篮去河边洗衣裳，冰凉的河水刺得她十指生疼，冻疮裂开的口子浸了水，疼得钻心，有妇人劝她：陈先生都走了，你还守着那些破书作甚？ 她不吭声，只把衣裳搓得哗哗响，水花溅在脸上，分不清是河水还是泪，日子在皂角味里熬着，有次实在揭不开锅，她摸到柜子深处那笔教育部寄来的钱，银元在粗布包里叮当作响。 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得那些银元泛着冷光，她突然想起丈夫临终时瞪圆的眼睛，手一抖，布包"啪"地掉在地上。 1948年秋，潘兰珍在码头扛大包时晕倒了，工友们七手八脚把她抬到医馆，郎中把脉后直摇头：积劳成疾，怕是不好。 她躺在散发着霉味的诊室里，望着房梁上结的蛛网，忽然想起陈独秀常念叨的《新青年》发刊词，那时候他们多年轻啊，租界巡捕的枪声，学生运动的呐喊，都成了遥远的旧梦。 弥留之际，潘兰珍让邻居把陈独秀的书搬到床前，她颤巍巍抚过泛黄的书页，在《独秀文存》的扉页停住——那里有丈夫用小楷写的"兰珍惠存"，墨迹还带着淡淡的墨香。 窗外飘进几片梧桐叶，轻轻落在她灰白的鬓角，像给这段相濡以沫的岁月盖上了印章，潘兰珍走时，那笔教育部的钱仍锁在樟木箱底，连同陈独秀的烟斗、旧手杖，整整齐齐码在床下。 出殡那日，江津百姓自发来送，有人看见邓蟾秋老先生拄着拐杖抹眼泪，说陈夫人这辈子的脊梁骨，比多少读书人都硬气。 如今在重庆博物馆，那包未拆封的银元与陈独秀的手稿并排陈列，玻璃柜里的灯光打在泛黄的信封上，"教育部"三个字依然清晰可辨。 仿佛在诉说那个风雪夜，一个女人如何用半生时光，守住了丈夫临终前的嘱托，也守住了乱世中最后一丝文人的风骨。
